《清明上河图》为什么以“清明”命名？历来有不同的解说。一说是描绘汴京开封城清明时节的景象；一说“清明”是汴京的街坊名，图绘汴京清明坊到虹桥汴河西岸的景象；一说“清明”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常用的作为“太平盛世”的称颂之辞。那么，到底作何解呢？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三个段落，首先是汴京郊外的景物，薄雾疏林，杨柳新绿，菜园阡陌，茅檐低伏，商队旅人，穿梭往来。中段描绘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大河上下，货船往返，拱桥飞虹，行人如织，道路之中，商贩云集。后段是市区街景的写真，城楼高耸，酒肆茶坊，店铺稠密，车水马龙，各行各业，生意兴隆。仔细品味，图中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各个神形兼备，极富情趣。整部作品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一气呵成。尤其是画中“虹桥”一段，那街头市景的热闹气氛扑面而来，观画人恍如身临其境，体验着宋代社会的文化风俗。其技艺备受世人赞赏，令人叹为观止。

北京故宫的《清明上河图》并不见徽宗瘦金体“清明上河图”的题签，所以“清明”一词最早见于金代大定二十六年(1186)张著的题跋，张著引《向氏评论图画记》称，张择端作有《清明上河图》和《西湖争标图》，于是其图名便确定下来。有关“清明”的解释，经过这些年来学者们的争论，大致有三种不同意见。

一说该图描绘的是汴京开封城清明时节的景象，即清明节时汴京的春天景色。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称，此图宋徽宗曾题诗，诗中有“如在上河春”一句，可见描绘的是初春的汴京。近代郑振铎等人更大张“清明节”说：“时节是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春天三月三日。”把具体日子都定了下来。据宋代文献记载，人们在清明时节前后，家家禁断烟火，门上轿上插柳条，然后蜂拥出城扫墓踏青，在郊外亲友相聚，歌舞宴饮，尽情游玩，直至日暮才回城等等。那么，《清明上河图》中有这些内容吗？

有学者指出，该图画面景物的物候表现及有关人物的生活状况，显然与“清明”时节明显不符。画面许多地方显示出中原地区余热未退的初秋时景，而不是春寒料峭的清明时节。如画中某一角绘有摊贩的桌上陈放着切开的西瓜，如是清明时节，河南一带哪来的西瓜？再如图中手执扇子的人物多达十余人，与北国清明时节的春寒气温也明显不符。尤其是画中有一些孩子在大路两旁嬉戏，由于热不可耐而光着身子，非常活泼和自然，如在清明时节，孩子们裸着身子是会冻着的。图某一角的农家短篱内，长着果实像茄子一类的作物，似有秋熟的迹象。赵太丞家门口的垂柳，已经枝叶茂盛，也非初春的杨柳。图中商店林立，各种店铺门前差不多都顾客盈门，颇为热闹；唯独纸马店前门庭冷落，没有什么顾客光顾，看不到清明时分当地上坟祭祖风俗的影子。而临河的一家酒店，在条子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这是告诉人们当时是“中秋”时节。总之，作者如要立意表现“清明节”这个主题，是不会如此处理画面的。

也有学者进行了反驳，指出关于用扇子的节令，开封在清明前后用不着，而中秋时分也基本上不用了。从社会风俗上考察，当时有“博扇子者最多，以夏之迩近也”的情况，就是在清明时节，人们以扇子为赌博之利物，用以推销扇子。再看西瓜，图中的块状物并非西瓜，北宋以前，中原人不熟悉西瓜，也不曾种植西瓜。新酒问题，《东京梦华录》说：“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而画中的几处酒店，只有一处旗子上写“新酒”。况且一年四季均可造酒，所以酒店随时可卖新酒，也可卖陈酒。最明显的是，图中一百七十多棵树木，其中柳树都是细叶嫩芽，其他树木则是光秃秃的，正是清明前后的情景。如中秋前后，所有树木都枝叶繁茂，决不会是光秃秃的样子。图中郊外的路上，两位老者骑着毛驴，头戴风帽，与少数赤膊小孩恰成对比，说明老人尚觉春寒未尽，正是清明时节。总之，从画面景物看，该图所绘并非中秋时节，应是清明时节，当然不一定非在三月三日。“上河”之“上”，按宋人的习惯。指到或去的意思，“上河”就是到汴河去。清明时节，东京人上河去观赏汴河及两岸风光，“汴渠春望漕舟数十里”，形势非常壮观，是有一定特别意义的。张择端的风俗画选择这个时节，画的题款用这个命名，应该也是独具匠心的。

一说“清明”是汴京的街坊名，即以地名为画名。当时汴京日夏养花网内、外城及郊区，共划分一百三十余坊，而外城东郊区共分三坊，其第一坊就是清明坊。图中所绘是汴京清明坊到虹桥汴河西岸的这一段“上河”的景色，所以就以此街坊名为画名。

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现存该画的起点是汴京郊外小道，并非是什么街坊。据《清明上河图记》有关题跋所载，原先那幅有徽宗御笔题签且加盖御玺的真迹，所绘内容幅度很大，系从汴河东水门外十余里的荒郊开始，一直画到城中宫苑，而不止是清明坊到虹桥汴河西岸这点距离。清明坊不过是一个极小的地名，画家此作品是呈献给皇帝的重要礼品，不应选此小地名作为一幅画面如此宏大的作品的名字。还有学者指出，从《东京梦华录》诸书上反映，人们习惯上已多用街巷名来称呼某个地区或某建筑物所在地，而不是用街坊名。这一点张择端应该清楚，所以如用“清明坊”来命名此画，不说东京以外的人不明白其含义，就是东京城内的人也未必都能知晓。更何况此画所绘东京市容究竟属于哪个部位，争论分歧也很大。如有人认为是位于东京新城东水门内外到旧城里东南部，有人认为全是东水门外的虹桥上下一带，也有认为应位于旧城东角子门内外，或笼统认为是汴京城郊的汴河到城内街市。其实不管它反映的东京市容有多逼真，既然是艺术品，就必然有虚实，有夸张。所以称此画面如此恢宏的作品，主要在画某一街坊的说法本身就难以成立。

一说“清明”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常用的作为“太平盛世”的称颂之辞。《诗大雅大明》曰：“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毛传：“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后汉书班固传》有谓：“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可见“清明”本义在于指统治的平顺，往往称颂盛世。张择端初绘此画，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当时社会虽然危机四伏，处于动乱前夕，但表面上依然歌舞升平，京城繁华，宫廷内外，成颂“清明”。金代鉴赏家所写的跋文中说：“通衢车马正喧阗，柢是宣和第几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平风物正堪传。”其中已点明此画的主题在于表现宋朝的“承平风物”，而“清明”就是“承平”、“太平”的同义词。此画龙点睛之名称，自然也获得徽宗的赞赏。《式古堂书画汇考》记有“图成进入绢熙殿，御笔题签标卷面”。靖康之难后，画家流亡南宋杭州，回首北望，勾起国恨家仇，追慕故都风物，再画《清明上河图》，以寄托自己的爱国之情。

持不同观点者指出，一方面在说张择端此画在歌颂北宋末年的为“太平盛世”、“清明政治”，一方面又说张择端在开封画的那幅《清明上河图》已不复存在，现存北京故宫的那幅图是张氏在遭遇靖康之难后南渡杭州时再画的，两者似乎已不大协调。张择端在宋代留下来的画著中默默无闻，在函院中凭其如此高超之技艺却并无多高的官位，大概是一位不肯苟合封建统治集团上层的人物。尤其在南宋初年，正当抗金派批判蔡京等“六贼”把北宋政治搞得一塌糊涂、从而招致国破家亡之时，一位有爱国心的画家会再把那时的状况当成太平盛世去歌颂吗？当然，张择端是否到杭州，也还无法定论。主要是此画实为北宋东京的社会风俗画或景物画，不是一幅宣扬统治清明的政治宣传画。

《清明上河图》的命名，似乎和它的真迹一样，令人难以琢磨。期待专家们再作深入的研究，以期有新的突破。

《清明上河图》的人民性和现实性直接影响到后来明清插图和年画的发展，也深刻体现出艺术家对创造了当时繁华汴京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歌颂和赞美。然而，艺术家并没有局限于生活真实，更没有流于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化“真”为“美”和化“善”为“美”，达到真、善、美的融合。画家娴熟地运用了散点透视法，融时空于一炉，摄万象于笔端，使整幅图画有起伏有高潮，舟桥屋宇刻画入微，人物情态生动逼真，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