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郑博文近期，连续发生的几起交通运输及安全生产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也给保险业的防灾防损工作带来新的思考。根据国家安监总局网站数据，2011年截至目前，全国发生的重大事故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矿山生产、工程建设等领域。在这些事故中，各保险机构都不同程度地承担了事后损失补偿。但从事前防灾防损的角度看，保险业发挥的作用却较为有限，一些本可以通过防灾防损工作消除的事故不利因素未得到及时化解，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的同时，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受到损害。保险业“重保轻防”的原因保险业防灾防损功能一直以来受到业内专家学者的关注，《保险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对保险标的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及时向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但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看，随着保险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保险防灾防损功能实际正在被逐步弱化。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保险公司“无动力”。防灾防损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保险公司开展的车险、农险、工程险、责任险等多个险种的承保标的，需准确发现和界定保险合同免除责任，保险责任内可能造成事故的风险点，需要从业人员具有较专业的防灾防损专业技术和实务操作能力，公司在此需要投入一部分经费，但防灾防损工作给公司带来的效益，短期内并不明显。因此，保险公司在承保业务压力考核下，囿于技术操作和人力紧缺的现实情况，开展防灾防损具体工作的积极性并不大。二是投保人“无意愿”。大部分投保人在选择保险公司投保时，会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保险产品的性能、价格和公司实力上，对保险公司的风险防范服务并不太重视。甚至在少数投保人看来，购买保险的目的就是在意外情况发生时，能够获取经济补偿。防灾防损工作无形中会使投保人对保险公司产生不信任，不愿意保险公司对自己的生产经营过程进行干预。为了不使客户流失，很多保险公司只能放弃该项工作。三是实务操作“无标准”。目前，各保险公司较为统一的防灾防损工作标准体系的出台还尚需时日，风险点的界定还不明确，保险公司在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工作标准还没有形成正式统一意见，保险公司对已有承保业务开展防灾防损工作还存有一定的疑惑，导致该项工作的开展较为迟缓。一是“立标准”。建议由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各保险公司建立保险事故分析数据库，对已发生的不同地域、不同季节、不同行业、不同险种的大型事故进行数据采集和比对，详细分析事故不同风险点，并邀请具有防灾防损专业技术的专家学者对风险点进行评估，科学预测各种风险的构成因素以及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程度。制定出不同险种、不同行业的防灾防损工作实施手册和细则，并不断通过分析数据库的动态分析，加以完善。这样既可以使工作人员在进行防灾防损工作时，迅速找到保险标的存在的风险点，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又可以提高保险业专业化程度，节约保险公司成本。二是“变方法”。笔者认为，鉴于公司防灾防损专业人员缺乏和预算约束，保险公司可在成立公司防灾防损机构这种方式外，尝试探讨与防灾防损部门或机构进行合作的方式及可能性。将防灾防损工作职能外包给专业防灾防损机构，诸如工程建设中的监理公司等专业化部门，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按照“风险监督、互惠互利，减少事故，保障安全”的原则，由外包机构对大型保险标的进行逐一监督管理。在节省保险公司人员招募和培训费用的同时，也使保险公司更加专注于现有经营管理。三是“促合作”。建议成立由安监、公安、消防、民政、教育、水利、保险监督等部门组成的保险业防灾防损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信息沟通、科学探讨防灾防损的方式方法，通过与这些部门联合进行防灾防损工作检查，使防灾防损工作落实到位。同时，联合各组成部门形成不同行业的防灾防损宣传机制，加强风险防范宣导，使投保人充分意识到购买保险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损失补偿，更重要的是为了使生命财产远离风险。四是“定关联”。一方面，保险公司将承保与防灾防损挂钩，在承保前就对保险标的的可能风险点进行分类统计，形成客户风险档案。同时，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签订防灾防损协议，对防灾防损的具体标的内容进行详细约定，便于日后防灾防损工作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将理赔与防灾防损工作挂钩，对积极配合防灾防损工作的投保人，在下年度投保时给予适当的费率优惠；对无视防灾防损工作的客户，给予一定的惩罚性措施。通过惩罚性措施，激发投保人参与防灾防损工作的积极性。五是“强监管”。一方面，通过监管部门的政策引导，督促保险公司制定和落实防灾防损责任制、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奖罚分明；另一方面，通过现场检查，加强对保险公司防灾防损工作的检查和指导，督促公司把防灾防损工作贯穿于业务管理全过程，努力提高工作水平；同时，加强对市场行为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恶性竞争行为，为保险企业充分发挥防灾防损功能营造良好环境，减少和避免灾害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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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浙江省宁波市《关于开展建设工程综合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一家保险机构牵头，联合数家保险机构组成保险联合体”后，工程保证保险共保体逐渐在各地落地。

当前，在我国业已发文推行工程保证保险的28个省级行政区中，除山东省不鼓励保险机构以联合体形式开展业务、湖北省要求保险机构采取市场化公平竞争方式开展业务，以及四川、辽宁、广西等地既允许保险机构采取联合体方式亦允许单独承保外，大多数试点地区都鼓励采用共保体业务模式。

一、共保体模式选择分析

不同于自然灾害风险、董（监）事及高级职员责任风险等超过单个公司承保能力的风险，各地在最初试点工程保证保险时普遍选择采用共保体模式，主要出于对工程建设领域信用风险的认识尚未深入、缺乏历史经验数据等考虑。因此，多地在部署试行期间组建共保体的同时，也明确待试行期满、条件成熟后逐步开放市场竞争。

在试行期间由共保体承保工程保证保险，一方面旨在完善保险公司承保工程保证保险的管理制度，形成相对系统、全面和长期的风险分散和解决方案，为深入推进该险种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有意规避恶性价格竞争，减少市场摩擦，为险种稳健发展创造环境。在同一区域内针对工程保证保险组建唯一的共保体，也有利于规避市场份额分割，维护投保人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先联合承保后自由竞争”的主流做法，早在2015年10月起便着手开展工程保证保险试点工作的福建省走出了相反的路径。2018年12月农民工工资保证保险共保体正式成立落地，是福建首次采用共保体的方式进入工程保证保险市场。而此前福建在投标保证保险、履约保证保险等险种中均采用了自由竞争模式，此次创新跨越可谓调动承保人积极性、共同分摊风险的积极探索。

二、共保体模式组织分析

在共保体的组建过程中，各地对于组织角色的安排有较大不同：西藏自治区要求由西藏银保监局牵头组建区内保险机构联合体；内蒙古自治区要求自治区建筑业协会、自治区保险行业协会等行业协会研究保证保险方式，确定具体共保模式。在选择了政府采购方式的地区中，四川省韶关市由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遴选建设工程投标保证保险业务承接主体，浙江省湖州市、嘉兴市则由住建局对建设工程综合保险项目共保体进行公开招标。整体而言，各地共保体的成立都离不开相关职能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协调，体现了“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自愿参加”的原则。

在共保体的成员安排中，各地共保体的组成也有较大差异：在“一家保险机构牵头，联合数家保险机构组成保险联合体”的主流组成之外，以四川省遂宁市、乐山市为代表的地区还在共保体中加入了风控和技术服务提供商；福建省农民工工资保证保险共同体则包括主承保单位、次承保单位、代理机构与技术支持单位。不难发现，各地共保体成员组成的创新与工程保证保险技术性强的特征相关，体现了模式应用的灵活性。

三、共保体模式运作分析

就共保体成员的名录管理看，为保证保险服务质量，各地普遍要求共保体在章程中明确成员的进入退出机制和行为规范，并及时对服务差的保险公司予以公布，定时清出名录。这有助于在共保体内建立统一的风险管理与分散机制，使投保企业享受统一、规范、高效的服务。

就共保成员的权利与义务看，为统一业务承保流程，各地普遍要求成员各方以“共保协议”授权，委托首席承保人统一收取保费、出具保单、负责处理赔案等，如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过电子保函服务平台仅与保险共保体首席承保人对接；为贯彻风险分摊原则，各地共保日夏养花网体也普遍采用“利益与风险按比例分摊”的运行机制，由各共保方按承保份额比例的收取保费并承担风险、分摊赔款。共享经营成果有助于促使共保成员积极履行职务，逐步加大共保体展业力度；共保体也可在共保基础上叠加再保，通过综合使用风险分散方式进一步优化经营成果。

就共保体运作的监管体系看，以四川广元为代表的地区要求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定期核查共保体的经营情况、赔付情况、费率执行情况、风险防控情况，一方面为正确厘定保险费率提供数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确保风险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维护经营的稳定性和盈利性。此外还需在监管体系中完善以行业自律监管和社会监管，增加监管透明度。

在日益市场化运作的工程保证保险领域，当前“共保体”经营模式是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主流选择。而共保体模式也有不利于市场竞争的不足之处：其掩盖了各家保险公司经营水平的差异，任何一家共保成员试图创新产品或优化服务，都可能面临成本一家独担、成果多家共享的局面。因此在充分发挥共保体优势的同时，也要注意在共保体模式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间求得平衡。

1.加强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的宣传教育利用市民学校学校报纸等媒体，大力进行公民公德教育宣传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2.建立老人大病助力基金，资金来源可通过政府的投入与社会力量的捐赠来解决。对患病又无医保的老人进行救治。

3.加强老年文化活动阵地建设，通过整合社会资源以及政府的投入与自筹的方法相结合加强社区村老年活动的建设丰富生活。人的文化达到老有所乐充实他们的精神境界

4.多请志愿者陪伴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