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主题是“长恨”，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诗以酸恻动人的语调，描绘了玄宗这一“长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泪下；结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深化了主题，加重了“长恨”的分量。
全诗写情缠绵悱恻，书恨杳杳无穷。文字哀艳动人，声调悠扬宛转，千古名篇，常读常新。

现在仍旧有争议，简而言之，大体有以下三个观点：
一、爱情主题说，歌颂李杨的爱情。
二、政治主题说，批判玄宗不理朝政。
三、二者兼而有之，以李杨的爱情来写政治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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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作者：陈以军

《长恨歌》这首诗的创作是作者与友人一起畅游仙游山时，谈古论今，谈论到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时的悲剧，心中不免产生些许的感叹，于是根据王质夫的建议所作。这个时候作者官任县尉，对抒发政治理想与抱负充满了信心，正是春风得意，他的思想中“兼济天下”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继承了杜甫诗歌中所蕴含的现实主义传统，他认为诗歌应该干预社会，干预政治。反映民语民声，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当时作者已经35岁，这段时间内他的作品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讽喻风格。他在那一段时间的诗歌创作中只要涉及到民众民生及政治生活的题材，大多都会融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的讽喻倾向性。在《长恨歌》这首诗的创作时，材料选取上恰是比较特殊的，以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为题材，通过写实与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把自己对唐明皇的荒淫昏庸的批判以及对他现实遭遇的同情和对忠贞、专一爱情的褒扬与赞美的复杂的思想情感反映在了这首“长恨”题材的作品之中。

而《长很歌》这首诗歌以“长恨”为题目的原因正是唐玄宗的重色倾国。然而唐玄宗这位历史人物不仅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的“五十年太平天子”，安使之乱造成了民众无法弥补的苦难，是不得不让人愤恨的，然而对爱情的高度痴情、专一所导致的爱情悲惨的结局，却也是一个让人痛心的事情，悲剧的必然性是无法躲避的，毕竟很难取舍，自古英雄总是和美女有一些难以捉摸的情素，何况一个现实的当局者。爱情的专一也是当时社会所提倡的伦理道德范畴内的一部分，所以作者在写这首诗歌时的思想是双重性的，既有对现实的批判、讽喻，又有对唐明皇爱情悲剧的同情。

《长恨歌》这首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采用了写实的手法，露骨的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整个诗歌的开头就用了“汉皇重色思倾国”这么一句蕴含着作者深深的讽刺色彩的句子，点开了诗歌的感情基调，更是为下文的叙事性的诗歌内容的书写作了铺垫，从杨玉环被选为“君王侧”，接着又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更为后来的安史之乱的发生埋下了伏笔，更从侧面可以看出安使之乱发生的必然性。这里作者对唐明皇的昏庸予以了极大的批判，但是作者注意到了民愤的重要性，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用反映社会动态的民歌、民谣“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来进行攻击，其讽喻效果便是更加明显。

而作者在创作这首诗歌的同时，从爱情的角度又是对唐明皇爱情悲剧的同情及对他所对爱情专一的大加褒扬，上半部分所述及的他重色倾国导致了自己爱情悲剧的发生，却在唐明皇身上所体现出的因果报应又恰恰是民众所愿望的，毕竟是谁种下的种子，谁就要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后果。现实已经给予了他应有的报应，然而恰恰是这么一个报应，却突显出爱情的真正的价值与意义，如果题材不是这么一个具有戏剧性色彩的特殊例子，那么还会有作者的这首《长恨歌》在当时的广为流传？也不会有“长恨歌主”的美誉，可以说这后半部分才是“长恨”的正文，作者在进入写唐明皇在赐死杨贵妃之时的“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的痛楚，写出了可以让读者理解的人性所共同具有的一面，从“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到“幽幽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中写到唐明皇的极度相思之情时，作者便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进行深刻细致的描绘，正是这种手法的运用，和特别深刻而细致的描绘，便在作者甚至是读者心目中突发了一种对悲剧中人物深层面的同情，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议的。

在到后面道士求神的幻想部分中，如果没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和虚构，就不可能有着这么“归来池苑皆依旧”一段传神的描绘，在海上仙山的奇特境遇写照中，所虚构的人物形象生动，让它有了与现实生活场景中一样的真实感觉，然而正是这让人感到真实而欣慰的场面的到来是虚构的，才有了最后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叹。恰恰正是这一个感叹暗示了唐明皇重色倾国造成这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也正是这种感叹暗含着讽意。和整个诗歌的开头一样的讽刺之意，这里是对整个诗歌的最后点题。开头或者说是前半部分只是在论述“长恨”的原由和结果，即唐明皇昏庸所导致社会动荡和爱情结局的讽刺。而这之后在“长恨”的正文即是在诗歌的后半部分中看到结局所体现出的同情以及对爱情专一的赞美成了主题思想的一大部分。作者出现这种矛盾心理的情况不仅是和题材的特殊性有关，更是和和作者人生观世界观的认识度也有着必然的联系。

情殇——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
作者：郑梦
[内容提要]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日夏养花网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
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
《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dlZTVi，“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
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
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dlZTVi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所谓知人论世，要知道一首诗歌的主旨和感情基调，首先要对诗歌的创作背景和诗人的经历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长恨歌》是白居易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白居易在自评其《长恨歌》时曾说：“一篇长恨有风情。”由此看来，《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虽然诗中有对杨贵妃红颜祸水，李隆基荒淫误国的描写，但这只是这首叙事诗结构的需要，并不是诗人主要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和主要情感。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才是诗人想要慨叹的，是“长恨”之所在，是这首诗歌的灵魂。

纵观全诗，尤其是结尾处：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句句都是款款深情，表达了诗人对这段世人皆谤的爱情悲剧是寄予了充分同情的。诗人没有把着眼点放在对李隆基的“汉皇重色思倾国”上，也没有落脚于杨玉环的“回眸一笑百媚生”上，而是把这段爱情悲剧无限放大，让矢志不渝的爱情成为诗歌的主宰，把感情从政之中提炼出来，突破了当时一般文人就此题材的政治讽刺上，这也正是这首长恨歌之所以打动读者的地方。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是暴露杨贵妃的妖艳惑君，痛惜唐玄宗的执迷不悟，以此前车之鉴来讽戒后世的君主，在男女之际，不可以好色而不好德，否则便会重蹈李隆基的覆辙。作者的立场是直接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出发的，他所依据的政治思想体系也完全是传统的封建统治理论，尤其“女人是祸水”的思想是他创作《长恨歌》的指导思想。

我个人认为《长恨歌》描写的是李隆基、杨玉环爱情故事的悲剧，主要是歌颂或同情了李、杨之间忠贞专一的爱情。

前世不忘，后事之师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既对唐宠爱杨而荒废朝政荒淫误国进行批判，又歌颂了李杨之间的爱情，对杨悲惨的结局给予深深的同情。。。

以李杨凄美爱情为主线，演绎李扬爱情故事的片段。长恨恨在不能持久相爱

【摘要】《长恨歌》是白居易的传世代表作之一。人们对它主题的理解一直众说纷纭。我们从诗歌本身出发，联系作者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时代背景，并参考了一些前人对《长恨歌》的研究，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是讽喻更为合理。
【关键词】白居易 生平 讽喻 不惑 思想状况 时代背景 一分为二
【正文】
《长恨歌》是一篇长篇叙事诗，所咏的是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但这样一篇大家喜读熟诵的作品的主题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却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争论的问题。古人的评论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讽喻，“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唐汝询《唐诗解》）；另一种则认为它只是在写李、杨的爱情，“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张邦基《墨庄漫录》）。而今人在这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中又产生了双重主题说，即认为该诗既有对明皇的讽刺批判，又有对李、杨爱情的同情歌颂。到底是哪一种正确呢？我们通过对一些资料的研究,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应是讽喻，讽前皇之“惑”以诫今皇之“不惑”。
要真正理解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首先必须对白居易有一定的了解。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人民疾苦有着深刻的认识。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的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问题，以及他们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法，比如“弘贞观之理也，则思闻房、杜之谠议,以致升平;嗣开元之政也,则思得姚、宋之嘉谋,而臻副寿。”（《〈策林〉九：〈致和平复雍熙〉》）。这说明了白居易有意成为执元和政治牛耳的人物。另外在白居易的许多诗句中也有类似体现，如“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题旧写真图》）；“迢递麒麟阁，图功未有期，区区尺素上，焉用写真为？”（《赠写真者》）……这些诗句都表达了白居易想成为大政治家以一展平生抱负的愿望。
大致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到四十五岁贬官江州司马之际，白居易对封建君王抱着较大希望，有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在这种心态之下，白居易所写的《长恨歌》不能不受到影响。张伦的话说得好：“白乐天《长恨歌》备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华，托为声诗以讽时君，而垂来世。”（《林泉随笔》）
研究《长恨歌》的主题，亦不能离开白居易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唐王朝，政治上的弊病已趋明显，而宪宗又有意重开纳谏之风，对开元、天宝治乱的问题日夏养花网也很关心，比如他曾问与白居易同时期的李绛关于“开元治理，天宝兆乱”的问题（详见《旧唐书》4288页）。可见，当时的政治热点已集中于此。因此，如果说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对此毫不关注，而只是对李、杨爱情发生极其浓厚的兴趣，就未免有些故作惊人之论了。
另外，从《长恨歌》本身来说，也明显地体现出了作者借诗讽谏、劝勉皇帝“不惑”的意向。
《长恨歌》开篇，便直言不讳，“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一个荒淫好色的封建君王形象便跃然纸上。据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所载，明皇一次就“采择百余人”。
诗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画出唐明皇得杨贵妃后是如何地沉迷于美色的。
又如，诗中描写杨家权势之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从侧面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幸之至。
诸如此类的例子，全诗中可谓俯拾即是。因此，与《长恨歌》同时创作的《长恨歌传》亦说此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可谓是对《长恨歌》的最好诠释。
通过以上分析，《长恨歌》应该是以讽劝君王“不惑”为主要目的的。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诗歌后半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在地愿为连理枝"四十四句）李、杨缠绵爱情描写的理解。这也是历代学者矛盾集中的所在。因为，此部分与前部分的主旨似乎不太相符。是白居易创作至此时被李、杨的爱情故事所感，而转变了诗的主题吗？这正是双重主题说的观点。然而，如果对白居易的创作特点进行一下研究，就可以发现，双重主题说是站不住脚的。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征稿》第五章《新乐府》中，曾谈及元稹和白居易在创作新乐府时的一个区别：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而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也。
……
……《白氏长庆集》壹《伤塘衢》二首之贰云：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寅恪案：‘一吟悲一事’虽为乐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则，实则《新乐府》五十篇亦无一篇不然。……每篇唯咏一事，持一旨，而不杂以他事，此之谓不染。此篇所咏之时，所持之旨，又不复杂入他篇，此之谓不复。’”
可见，白居易在创作上，主题有单一性和单纯性的特点，因此《长恨歌》也不应是双重主题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诗中关于李、杨爱情的动人描写呢？难道《长恨歌》的主旨就是描写李、杨的爱情吗？
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白居易对唐明皇这个人的基本估价问题。
“迨于太宗、玄宗，抱圣神文武之资，用房杜姚宋之佐，谋猷启沃，无怠于心；德泽施行，不宜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无伏，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载在国史，陛下熟知之矣。
臣闻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服，近无不和。贞观之功既成，而大乐作焉，虽六代之尽美，无不举也；开元之理既定，而盛礼兴焉，虽三王之明备，无不讲也。礼行故上下辑睦，乐达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怀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动植之类咸煦妪而自遂焉，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八《才识兼备明于体用策一道》）
此段文字，白居易将唐明皇与唐代公认的模范皇帝唐太宗相提并论，可以说对唐明皇的评价高得可谓至矣尽矣了。
但，就在《才识兼备明于体用策一道》中还有下面一段话：
“洎天宝以降，政教寝微，寇既荐兴，兵亦既起，兵以揭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财政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日朘，以至于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谓疲病之因缘者也，岂不然乎？
由是观之，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则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销，未销寇戎而望兵革之息，虽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虽玄宗不能也。”
这一大段话，全是批判唐明皇当政时期的天宝政局的；“政教寝微”等语，也符合天宝政局的实际情况。
由此可见，白居易对唐明皇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肯定前期，而批判后期。对前期的肯定，不能不在诗作中有所反映，即指把唐明皇描写成一个“惑”于色而乱国的悲剧性君王，而且“惑”得深，“惑”得有些感人，实际上也有为唐明皇略作开托之意。
二、白居易的写作动机
从白居易的身世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可以看出，白居易以为，一个封建君王，要能够做到像前期的唐明皇那样，关键在于：“不惑”。因为“不惑”是任用贤人的条件和前提。这就需要以唐明皇的后半生为鉴。
白居易正是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性的君王来警示今王引以为戒的。因此，诗中有些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如写杨贵妃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避唐明皇抢儿媳的史实不谈，将他们的爱情描写得纯真；或后来，写唐明皇至国破妃亡之时仍不悟，还要上演“人鬼情未了”的标准爱情悲剧，把一个何等痴情的君皇展现在读者面前。然而正因为他是君主，所以他的“痴情”和“重色”才导致了国家的倾亡。
如此看来，当了解了白居易对唐明皇的看法及他的写作目的之后，便不难看出，表面上的矛盾实非矛盾，而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长恨歌》的主题是讽喻更为合理。
【参考文献】陈寅恪先生《元白诗征稿》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4月第1版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题旧写真图》《赠写真者》《初授拾遗献书》《秦中吟》、《新乐府》《上阳白发人》《才识兼备明于体用策一道》等作品，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
周天《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丛书 〈长恨歌〉笺说稿》陕西人民出版社
唐汝询《唐诗解》 张邦基《墨庄漫录》
陈鸿《长恨歌传》《旧唐书》岳麓书社出版
白居易《策林》《旧唐书》岳麓书社出版

从不同于其它大多数以责备唐明皇和杨贵妃的荒淫的生活为主题的文章,长恨歌从对他们二人可悲的爱情的惋惜来为感情出发点,找出了他们感情生活失败的原因,但并无过多责骂,而是对其哀惋痛惜.
特别是对二人死后思念残留的描写,很是动人.
也就是说主题是一个"恨"字

应该是讽喻

主题就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