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生平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62616964757a686964616fe59b9ee7ad9431333231633265、爱国民主战士。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日夏养花网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www.rixia.cc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ccv

艾青是五四以来新诗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他的作品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以深沉忧郁的笔调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合着时代的节拍，反映着历史的真实。他的诗作丰富和发展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自他起步开始就走在了坚实的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上。在这里，我想就艾青三十年代的诗歌创作，探讨一下其诗的艺术特色。我认为，无论在丰富的意象，还是巧妙的抒情，亦或是形象化的语言等方面，艾青早期的诗歌在那个时期诗坛中都是别具一格的。
一
艾青早期的诗歌，以革命的现实主义手法，深沉忧郁地唱出了祖国的土地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同时他的诗篇又激励着千千万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神圣的国土不可侵犯而英勇斗争。由于诗歌这一特殊的文学形式所表现的内容要高度概括集中，在表达上，要求有饱满强烈的感情和丰富飞腾的想象，因而采用丰富多彩的意象可使形象更加丰满生动。所谓意象，就是能寄托出某点感觉的事物、景色，是经过了主观再创造的形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由此可见，诗的形象化离不开具体生动的描写，也离不开作者的主观感受。艾青早期的诗歌，注重通过描写具体可感的事物来引起感觉、发挥联想、捕捉和选择意象以凝结成形象，形成了他早期诗歌艺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阅读艾青早期诗歌中，我发现，艾青所采用的意象，其外延相当丰富，就是说，他的诗歌中以现实主义手法对生活作真实的再现，所摄取的物象品种多，表现的范围广，象征的东西丰富。譬如一九三七年初的作品《太阳》一诗有这样几句：“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就是一种光明来临的具体化感觉，它暗示着光明时代的到来那种不可阻挡的雄伟气势。作为《太阳》起点的《春》这首诗一开头就说：“春来了，龙华的桃花开了。”大家知道，龙华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革命者的刑场，那里淤积着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诗人在这里发现了诗，激起了诗情，展开他的艺术构思，采用了一系列的意象向我们启示：龙华的桃花是在“东方的深黑的夜里”爆开的，那些深黑的夜是“血斑点点”的，那些也里“没有星光”、“刮着风”，人们“听着寡妇的咽泣”。烈士的殷红的鲜血爆开了龙华桃树上的蓓蕾，孕育了江南的春天。这一从“墓窟”中走来的春，是诗人透过暗夜与血迹对象征自由、胜利的春天的呼唤，是诗人生活信念的结晶。再如《死地》里有句“大地已死了……它死在绝望里；临终时依然睁着枯干的眼，巴望天顶落下一颗雨滴……”这就是以大地作象征的形象，刻画出人民在大旱之年痛苦绝望的情绪。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更是运用意象的典范，全诗多处运用意象表现某些感觉的事物景色，给人以情景交融的感觉境界。在诗中，诗人开门见山地点出了大堰河与“我”的特殊关系后，引入了对大堰河的回忆，集中描述了她一生悲苦的经历：“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几个意象分别以坟墓、瓦菲、荒园、石椅这些物象的直观表现烘托出诗人对保姆大堰河悲惨身世的感念。我们知道，艾青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被寄养在一位贫苦的农妇家中，直到5岁才回到自己家中，这使他从小就感受到了农民的艰苦生活并把自己的命运同农民联系在一起。因而，当他在这天清晨，透过监狱的窗口看到了漫天的大雪，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家乡，也想起了曾经用自己的乳汁哺育过他而今已埋进了“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的保姆——大堰河。这些意象注入了作者的主观感受，融入了诗人的情与感，经过艾青的主观再创造，使我们读起他的诗，感受到艾青笔下的意象描写已经不是单纯的写实了。
采用丰富多彩的意象表现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抒发深沉忧郁的感情，使抒情形象更加丰满生动，充分体现了艾青独到的艺术特色。五四启蒙时代的郭沫若，他的诗也常用比喻、象征等手法，借助某一形象抒发感情，但他的诗中所表现的自然景物，表现的意象，大都被人化和神化了，借以直抒胸臆地表现自我感情。这与艾青将意象与情与感交融、主观与客观有机结合的表现手法是不同的。与艾青同一时代的臧克家，他的诗执着于现实，取材于现实，他比较注重以客观的准确意象代替主观情绪的直接发泄，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具体可感的画面构成意象时，更倾向于单纯写实。
艾青诗歌意象的外延丰富多彩是与其内涵的深刻相一致的。同样是写太阳、春天、黎明、夜晚，同样是写某一具体可感的事物，艾青能够赋予它深刻的思想内容，从而使其诗歌在艺术与思想内容方面形成了有机的统一。例如在《雪落在中国是土地上》这首诗一开头就创造了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阴冷、凄怆的气氛和意象：“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接下来用拟人的手法写道：“风，/象一个太悲哀的老妇，/紧紧地跟随着/伸出寒冷的指爪/拉扯着行人的衣襟，/用着象土地一样古老的话/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这里的“风”和“雪”既是对大自然景象的如实描写，又是对当时惨遭战乱的现实作的艺术写照，不仅仅表现了自然界寒冷，更是对政治气候和民族命运的暗示，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为诗篇后面倾诉心曲，抒发忧国忧民的深情作了铺垫。再如《乞丐》一诗，为了表现中国劳动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流离失所至于沦为乞丐的惨状，对乞丐的神态和一些特征性的动作做了细致的刻画：“在北方乞丐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我们从这些意象中可以感受到乞丐那种饥饿的痛苦和渴求食物的欲望，同时使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的旧中国黑暗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对于艾青名作《我爱这片土地》的分析，一定要结合它创作的时代背景www.rixia.cc。抗日战争爆发后，艾青怀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同仇敌忾的民族义愤，拿起诗笔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美诗篇，《我爱这土地》就是其中的一首，作于抗战初期，是藉土地激发诗人情绪的代表作。
这首诗以“假如”领起，用“嘶哑”形容鸟儿的歌喉，接着续写出歌唱的内容，并由生前的歌唱，转写鸟儿死后魂归大地，最后转由鸟的形象代之以诗人的自身形象，直抒胸臆，托出了诗人那颗真挚、炽热的爱国之心。
作者把自己虚拟为“一只鸟”，借鸟儿与土地的关系来展开全诗的艺术境界，使诗的整体构架显得巧妙自然，浑然不觉。“用嘶哑的喉咙歌唱”，是一句引人注目、令人心动、值得品味和沉思的诗句，也是全诗中深化作者对土地感情的一个奇异的亮点。本来，鸟声是优美清脆的，不存在“嘶哑”的声音，但作者却特别亮出“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是当时悲壮的时代氛围（抗战初期）、作者特殊的个性与气质以及作者特殊的表达需要等，共同作用于鸟儿形象而产生的审美意象，它大大提升和强化了形象的审美表现力，从中更能感到作者对土地的爱是如此的执著、坚贞和顽强：即使是面对这样一片浸透着苦难的土地，作者也要无条件地去爱，要永远不知疲倦、竭尽全力地去为这片土地而歌唱！
接下来，作者用类似电影蒙太奇式的特写镜头，依次推出他要歌唱的对象：土地、河流、风、黎明。这些都是博大的自然或宇宙意象，有动有静，有近有远，境界开阔，气势恢弘。作者在“土地、河流、风、黎明”前都特意加上了带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词或修饰语，使它们一个个都转化成了富有象征意味和暗示力的画面。从构思的角度看，到这里，作者仍然紧扣“鸟儿”这个虚拟的形象（“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作者借这个形象，象征性地表现了自己决心生于土地、歌于土地、葬于土地，与土地生死相依、忠贞不渝的强烈情感。至此，诗的感情已达到了高潮。
之后，作者笔锋一转换成实写的视角，即从作者自我的视角去实写自己“常含泪水的眼睛”，倾诉自己对土地的“深沉”之爱，是直抒胸臆。这样，虚境和实境的结合与对应，构筑了全诗日夏养花网内在完整的艺术空间；结果与原因的关联与对照，又构成了支撑全诗的内在逻辑结构。
满意请采纳。

）具有独特的意象和主题，其中心意象是太阳和土地，主题则是爱国主义。

　　艾青诗歌的中心意象是土地和太阳，而主题则是爱国主义。据统计，艾青首诗中，借土地来激发诗人情绪的诗，约占26％，全面直接抒写太阳及其边缘类的诗约占10％，且这类诗多是大篇幅的制作，如《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太阳》、《吹号者》、等。
　　土地的意象凝聚了艾青对祖国和人民的最深沉的爱。爱国主义是艾青作品中永远唱不尽的主题如他的《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用真实而朴素的诗句，说出了诗人内心深处永恒的土地情结，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
　　艾青是一个深深感染了农民式的忧郁的人，这种来自土地耕植者的忧郁又强化了艾青对土地怀有永恒的忧患感。在此后的诗中，他关注的始终是和土地合二为一的普通农民的命运。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乞丐》写出了土地--农民受蹂躏的痛苦；《复活的土地》写出了土地--农民的复活；《春雨》写出了土地--农民的翻身和解放。通过这种描绘，艾青的诗真实而生动地写出了中国农村现实的灵魂，和土地上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和士兵的生活和斗争。
　　太阳的意象表现了诗人灵魂的另一面：对于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热烈的、不息的追求。艾青是一个时代的预言者和理想世界的呼唤者，他曾经说过：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从这种美学思想出发，艾青几十年如一日地热情讴歌着：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和火焰，这是艾青的"永恒主题"。如他写的光明颂《向太阳》和《黎明的通知》。
　　（二）具有忧郁的诗绪。
　　"忧郁"是渗透了诗人的灵魂，永远摆脱不掉的，是构成艾青诗歌艺术特性的基本要素之一。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艾青式的忧郁"。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写道："中国的苦痛和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旷野》中写道："薄雾在迷蒙着旷野啊……"等。
　　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这一时期诗美风格的集中。他忧郁的诗情里积淀了早期生命历程的坎坷与不幸，也是发自内心他置身于黑暗大地上的痛苦的生命情怀：幼年时缺乏父母亲情的冷漠凄清，少年时飘泊异乡的辛酸孤苦，三年囚徒生涯的悲愤伤感，以及人世间的苦难不平、对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深思忧虑……这一切自然而然地流注在他血泪凝成的字里行间，形成

1、艾青诗歌的特点
（1）艾青的作品一般是描写太阳、火把、黎明等有象征性的事物，表现出艾青对旧社会的黑暗和恐怖的痛恨以及对黎明、光明、希望的向往与追求。艾青从对农村劳动人民的热爱和接近他们的要求出发，十多年来，一直向他们呈献着自己最真切的诗情。
（2）艾青的诗歌以它紧密结合现实的、富于战斗精神的特点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又以精美创新的艺术风格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收获。这里既反映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又铭记下他严肃的、艰苦的艺术实践。在他的诗歌中，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带来鲜明。艾青的诗歌具有鲜明深刻的形象，随着诗歌结束，形象也就完成。形象，不仅指人，也包括物，以及思想等的形象化。
（3）艾青的诗在形式上不拘泥于外形的束缚，很少注意诗句的韵脚和字数、行数的划一，但是又运用有规律的排比、复沓，造成一种变化中的统一。
2、艾青简介
艾青，1910年3月27日生于浙江金华，现代文学家、诗日夏养花网人。
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1933年第一次用笔名发表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 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1935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曾赴黑龙江、新疆生活和劳动，创作中断了二十余年。1979年平反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1985年获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

一艾青的诗歌在形式上不拘形式，但兼有内在的旋律美。二爱情的诗歌也注重语言口语化，质朴自然，简约明朗。

　　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的爱国新诗继承了我国古代爱国主义文学的传统题材,并赋予这些共时e68a84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31333238656632性的基本内容以新的光彩与活力,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充了新的时代内容.另外,三诗人的爱国诗创作于不同历史时期,三诗人有各自的思想情感方式,因此他们爱国诗所反映的内容各有侧重,即使是同一题材的内容也各有其不同的着眼点与意蕴.

　　艾青诗独特的意象与主题

　　每一个有独创性的诗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意象：在这意象里凝聚着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观察与认识，凝聚着诗人独特的思想与感情。艾青诗歌的中心意象是：土地与太阳。
　　“土地”的意象里，凝聚着诗人对祖国——大地母亲最深沉的爱；爱国主义是艾青作品中永远唱不尽的主题。把这种感情表现得最为动人的，是他的《我爱这土地》。
　　我们的祖国，贫穷落后，多灾多难；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痛苦多于欢乐，我们心中郁结着过多的“悲愤”，“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然而，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祖国!即使为她痛苦到死，也不愿意离开这土地——“死了”以后连“羽毛”也要“腐烂在土地里面”。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最伟大、最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这种感情在近代中国人民中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的这两句诗，真实而朴素，却来自诗人内心深处，来自民族生命深处，因而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土地”的意象还凝聚着诗人对生于斯、耕作于斯、死于斯的劳动者最深沉的爱，对他们的命运的关注与探索。艾青说过：“这个无限广阔的国家的无限丰富的农村生活——无论旧的还是新的——都要求在新诗上有它的重要篇幅。”艾青最真切的诗情都是献给中国的农民的：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一个地主阶级叛逆的儿子献给他的真正母亲——中国大地上善良而不幸的普通农妇的颂歌。“大堰河”，作者说她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而她又是用自己的乳汁养育了“我”的。这样的描述是来自生活的，但同时又赋予了“大堰河”以某种象征的意义，简直可以把她看作永远与山河、村庄同在的人民的化身，或者说是中国农民的化身。作者在描述“大堰河”的命运时，所强调的依然是她的平凡性与普遍性：不仅她的欢乐是平凡的，就是她的苦难也是平凡的，普遍的。这是一个“沉默”的大地母亲、生命的养育者的形象：沉默中蕴含着宽厚、仁爱、纯朴与坚忍。这样，在艾青的笔下，“大堰河”成了“大地”“母亲（乳母）”“农民”“生命”多重意象的组合（与纠结）。这首诗可以看作是艾青的诗的宣言书：他至高无上的诗神是养育了他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普通人民，他（她）们的生命存在。在以后的诗里，诗人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与中国土地合而为一的普通农民的命运。于是，他写出了“土地—农民”受蹂躏的痛苦：“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两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北方，乞丐用固执的眼光凝视着你，看你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乞丐》），这里的每一个字都震撼着读者的灵魂。诗人更写出了“游动于地心的热气”、“土地—农民”的复活：“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的血液”（《复活的土地》）。随着历史的前进，诗人终于写出了“土地—农民”的翻身与解放：“云从东方来，天下雨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雨洒着冀中平原”，“到处都淋着雨水，到处都好像在笑”（《春雨》）。诗人正是通过对于土地的痛苦、复活与解放的描绘，真实地写出了中国农村现实的灵魂。
　　“太阳”的意象表现了诗人灵魂的另一面：对于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热烈的不息的追求。诗人说过：“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正是从这种美学思想出发，诗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热情讴歌着：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与火焰。这正是艾青的“永恒主题”。这一时期写得最好的光明颂是《向太阳》与《黎明的通知》。《向太阳》全诗九节，共分四个段落。一至三节，“我”从昨天来：“昨天”我生活在“精神的牢房里”，“被不停的风雨所追踪，为无止的噩梦所纠缠”——这是对旧中国人民命运的高度概括。四至五节，正面唱出了太阳之歌。这是“现代化城市”里的“太阳之歌”，诗人所要追求与表现的是现代化社会的新的理想，因此，人们从太阳里所受到的启示是：创造性劳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与革命。六至七节，歌颂“太阳照耀下”的抗日解放战争新时代里，祖国山河的苏醒与人的新生。诗人着重抒写了现实生活中的伤兵、少女、工人及士兵的形象，写出了他们新的精神面貌。八至九节，转向写自己内心的感受，在新时代里灵魂的改造：与寂寞、彷徨与哀愁告别，勇敢地走向太阳，走向新生活。这首诗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歌颂了抗日解放战争给民族带来的新生。《黎明的通知》则是以一个更加乐观、明朗的调子宣告着新的时代的来临：“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在这里，诗人正是一个时代的预言者与理想世界的呼唤者。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五四文学的研究兴趣将越来越转向文学自身。郭沫若《女神》留给后世的启示性意义，也许将主要在新诗形式方面。新诗在韵律节奏探索上的一系列尝试和突破表明，新诗中“自由派”与“格律派”之争并非文学史描述中的那种两军对垒，而与诗人创作个性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郭沫若《女神》 新诗形式探索 诗人创作个性
　　一
　　随着20世纪进入尾声，本世纪初诞生的五四新诗，将留下一些遗产给新的世纪。这笔遗产现在我们还不能打理清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时间越长，选择就将越偏重于文学本身。
　　作为五四新诗的重要成果之一，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早期诗歌创作，一直被普遍视为现代新诗史的真正开篇。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反复谈论《女神》中充满理想光耀的自我抒情形象、大胆叛逆精神以及渗透在内容和形式中的彻底解放感，为的是——也习惯于从中寻找它与五四时代之间的种种精神联系以及启示意义。但是，当人们谈论了大半个世纪以后，可能会发现，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超出1922年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的见解。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就断定了，《女神》之“新”，“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即《女神》的独特性正在于它惊心动魄的精神风格使新诗无愧于那个伟大时代。接着，闻一多准确分析了诗中那个狂放不羁的自我与五四一代青年的内在精神联系，“现在的中国青年——‘五四’后之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象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觉得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宇宙真一秒钟也羁留不得了。他们厌这世界，也厌他们自己。于是急躁者归于自杀，忍耐者力图革新。”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音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因此，闻一多指出，《女神》中那个炫新耀奇的自我并“不是这位诗人独有的，乃是有生之伦，尤其是青年们所同有的”〔①〕。
　　而现在，20世纪的串串雷声渐渐远去了，又是世纪之交，生活还要继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问题必然要提出来，这就是：郭沫若的早期诗歌创作，除了显而易见的时代精神特点或象征意义外，还有没有更为长远的启示性意义呢？如果没有，它早晚将尘封在一页历史中；如果有，它又在什么地方呢？
　　显然，这一启示性意义应当到形式方面去寻找。郭沫若在新诗形式解放方面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朱自清曾明确指出，五四新诗革命与近代“诗界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新诗从诗体解放下手”〔②〕。而导致诗体空前大解放的第一人，正是郭沫若。经过以胡适为代表的早期白话诗人步履蹒跚的短暂尝试，郭沫若的《女神》以高度自由、狂放不羁的诗行，一举结束了早期新诗在形式上文白参半的稚拙状态，使新诗体真正获得了自由的生命。《女神》这一重要贡献不仅在新诗史上具有开篇意义，也必然作为一份历史遗产面对未来新诗形式的发展产生相应的启示作用。
　　不过，研究者们虽然很早就注意到郭沫若对新诗形式解放所做的突出贡献，但似乎更多地是将这种贡献纳入史的描述中。最早从30年代起，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便将对新诗形式方面的不同见解和尝试粗略地划分成两派，一派是主张自由体新诗的，另一派是主张格律体新诗的。这样概括也许是为了便于描述20年代有关新诗形式方面论争的基本状况，但从这以后，文学史学家们的研究思路便不假思索地循着朱自清的观点走，似乎再没有人想到越雷池一步。于是，根据一般新诗历史的描述，我们得知的是，自由诗派和格律诗派从20年代即已形成，并各有各的旗手，自由诗派的当然旗手是郭沫若，而稍晚些的新月派诸诗人则是格律诗派的典型代表。这两个诗派又反复论争，各持一端，脉络清晰，在每个时代差不多都可以找出它们的代表者。它们的实际影响也依时代的不同而互有消涨，并且还将无休止地争论下去。
　　文学史家从中获得了高层建瓴地把握文学现象的线索和激情，但问题是诗人们凭什么要一代代地这样对峙下去呢？诗人们在理论上也许确实主张过什么，甚至还大声呼吁过，但这对他们自己的创作来说并不是金科玉律，对别人就更不是。这些主张也许是个人的体会、感悟，也许寄托了某种理想，也许与诗人特定的社会、政治立场和态度有关。但无论怎样，当诗人们提笔创作时，这些背景因素就统统隐退了，唯一使他们激动的只能是尽可能完美表达的冲动和愿望。实际上，越是好的作品似乎越是自由自在，很少自我限制，划地为牢。郭沫若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天上的市街》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