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生物学由于医药事业､种植业､园艺业､养殖业､酿造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而扩大了视野，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出现了大量的动植物专谱和著作｡

我国古代以家养动物为对象的专谱，至迟在西汉时候就已经出现，相畜专著的出现就是标志｡此后出现了有关植物的专业著作如《竹谱》等，是古代动植物分类研究的新成就｡《竹谱》是一部画竹专论，又名《竹谱详录》，共10卷｡全书卷各有图｡

事实上，生产､战争､娱乐，人类社会的这些活动都离不开马｡于是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好马､“神马”，也就有了“相马术”｡

据《相马经》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伯乐，曾经把一匹马的全身比作君､相､将､城､令，完全依战争之需要｡伯乐能这么动脑筋，进行理论上的概括，这使他成了一位名垂千古的相马能人｡

时过境迁，至汉代，《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相六畜》38卷，包括涉及马､牛､羊､猪､狗､鸡传统的家养“六畜”｡说明当时已经有以家养动物为对象的专谱出现了｡

动植物专谱的出现使分类研究更加清晰，是我国古代生物学发展的标志之一｡秦汉时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许多关于动植物的专著出现｡例如《卜式养羊法》､《养猪法》､《相鸭经》､《相鸡经》､《相鹅经》等，但多已佚失无存｡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谱》､《芝草图》､《种芝经》等多种植物方面的专谱｡据《隋书》记载，这些书在梁代还存在，后来除《竹谱》尚流传外，其他大都散佚｡

自从秦汉时期岭南、南越和闽越等南方地区纳入朝廷统辖以后，生物资源也不断传入内地，开阔了内地学者的眼界，增添了他们的生物学知识。

中原历代学者，用文字和图形记录了南方动植物的名称、类别、形态、生活习性、地理分布和经济价值等的“动物志”、“植物志”，是动植物学的基础，www.rixia.cc也是开发和利用动植物资源的重要文献。

南海人杨孚所著的《异物志》，成书于东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岭南学术著作。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上林苑修建扶荔宫，将不少南方产的奇花异木种植在宫中，比如菖蒲、山姜、甘蕉、留求子、桂、蜜香、指甲花、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等2000余种。

汉代扶荔宫是世界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温室。虽然当时有的南方植物因南北水土气候迥异而未能移植成功，但对于人们植物学知识的积累和植物新种驯化水平的提高都有巨大影响。

至东汉时期，内地的学者对南部边陲的动植物资源有了更多的了解。伏波将军马援在从交趾回来时，便从当地带回许多薏苡种子。另外，东汉朝廷还在岭南设有“橘官”以贡御橘。

东汉时期，南方的物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一些旅行家和地方官员也开始对南方的奇花异果加以记载和描述，从而出现了各种“异物志”和“异物记”之类的著作。

这些“志”和“记”实际上就是对南方动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的成果。它具有一定的植物学水平。

我国最早的一部“异物志”是东汉时期学者杨孚作的《异物志》。他的著作又称《南裔异物志》。杨孚，字孝元，广东南海人，生卒年不详。他大约生活在东汉末年至三国吴时期，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位清正高官和最早的学者。

杨孚的《异物志》，记载了交州，也就是后来的广东、广西、越南北部一带的物产风俗及民族状况，虽非医药专著，但内容涉及药用植物、动物，对研究早期岭南药物学有重要参考价值。

杨孚《异物志》内容主要包括地域、人物、职官类，如儋耳夷、金邻人、穿胸人、西屠国、狼胭国、瓮人、雕题国人、乌浒夷、扶南国、牂牁、黄头人、朱崖、交趾橘官等。

草木类，如交趾稻、文草、郁金、槟榔、扶留、益智、科藤、葭蒲、石发、甘薯、藿香、豆蔻、廉姜、巴蕉、香菅、龙眼、荔枝、榕树、摩厨、栟榈、木蜜、椰树、薕实、橄榄、桂、橘树、杭梁、梓棪、始兴南小桂、交趾草滋、、余甘、枸橼、木棉等。

鸟类，如翠鸟、鸬鹚、锦鸟、木客鸟、孔雀、苦鸟。兽类，如狖、猓然、豻、猦母、猩猩、郁林大猪、日南牛、周留、麡狼、通天犀、灵狸、白蛤狸、鼠母。

鳞介类，如鲮鲤、蚺蛇、朱崖水蛇、玳瑁、虾蜓、鼍风鱼、蚌、鲛、鲮鱼、鱼牛、魿鱼http://www.rixia.cc、风鱼、鹿鱼、海豨、高鱼、鲸鱼。矿物类，如磁石、玉、火齐、礁石等。

只可惜原书已佚，散见于后世征引的内容中只有翠鸟、鸬鹚、孔雀、橘、荔枝、龙眼等几种动植物，文字记载简略。

《异物志》开创了我国记载不同地区珍异物类的先河，自杨孚以后异物志类书籍愈来愈多。如三国吴人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介绍了椰树、甘蕉、棘竹、榕、杜芳、摩厨等植物。从描述的内容看，万震经过实地考察，对植物的描述细致形象。

如书中对椰树的习性、枝叶、果实及其皮肉构造都有客观的描写。他很恰当地将甘蕉归于“草类”、“望之如树”、“其茎如芋”。

对其棵大、叶长也有初步定量的描述。花的形状、大小和颜色则用类比，果实的数量、根的形态，以及各品种果实形状的差异和味道的优劣，茎皮纤维的用途等都加以讨论。这样的认识集中体现了当时人们辨识植物特征的角度和方式。书中注重用途http://www.rixia.cc的记述，说明人们认识植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植物。

三国时期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所记的方物志《临海异物志》，主要记载吴国临海郡即现在的浙江日夏养花网省南部和福建省北部沿海一带的风土民情和动植物资源。此著作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记载动植物资源的。

《临海异物志》记述了近60种鱼，40多种爬行动物和贝壳动物，20余种鸟，20多种植物。

记载大多比较简要，动物一般记述某部分显著特征和生活节律，以及在物候方面的观察经验。在记有的20多种植物中，大部分是果树，主要记述iNHEupXsox果实的形状、味道、释名等。

除了“异物志”这一名称的著作外，还有其他一些与生物学有重要关系的方物、地记著作。这些著作多见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如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徐衷的《南方草物状》、裴渊的《广洲记》等。其中的《南方草木状》，是开发和利用动植物资源尤为重要的文献。

《南方草木状》主要记载广东省番禺、南海、合浦、林邑等地的植物。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记述南方植物的著作，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地方植物志。

这部书共分3卷：卷上叙述草类，有甘蕉、耶悉茗、茉莉花、豆蔻花、鹤草、水莲、菖蒲、留求子等29种；卷中叙述木类，有榕、枫香、益智子、桂、桄榔、水松等28种；卷下叙述果类和竹类，果类有荔枝、椰、橘、柑等17种，竹类有云丘竹、石林竹、思摩竹等6种。全书共记述植物80种。其中大多数是亚热带植物。

《南方草木状》依据植物的生物学特性，描述了它们的形态、生活环境、用途和产地等，文字相当生动简练。如书中说：“椰树，叶如栟榈，高六七丈，无枝条。其实大如寒瓜，外有粗皮，次有壳，圆而且坚，剖之有白肤，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极肥美有浆……”寥寥几句话，把椰树的形态和果实等描述得相当逼真。

《南方草木状》还首次记载了我国劳动人民利用益虫防除害虫的生物防除法。

书中介绍，当时广东一带栽培的柑橘有很多害虫，种柑橘的人普遍知道用一种蚂蚁来防除。这种蚂蚁能在树上营巢，专吃柑橘树上的害虫，因此经常有人从野外捉这种蚂蚁来卖给管理果园的人，把其作为一种职业。

从《南方草木状》还可以看出，我国早在三国时期就已开始出现实物绘图。书中“水蕉”条说：“水蕉如鹿葱，或紫或黄。吴永安中，孙休尝遣使取二花，终不可致，但图画以进。”

看来当时的植物图已能真实地反映植物的性状，为后世鉴定植物学名提供了依据。

《南方草木状》对我国古代植物学的发展有比较大的影响。宋代以后，曾被许多花谱、地志所征引，特别是后世本草学著作引用更多。这部书还传播到国外，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植物学著作，是解决植物学若干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一。

汉代以后出现的这许多地方志、记，不但内容新颖，翔实可据，而且涉及面广，叙述水平高，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它们的传播对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人民认识和利用这些生物资源有重要的作用。

和上述偏重记载某一地区物产的著作不同，我国古代还出现一些全国性的物产志。这些物产大多与生物有关，在生物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这些泛记全国各地物产的“志”中，以西晋时期郭义恭《广志》影响最大。记有全国特别是经开发后东南和西南以及漠北传入的各类有用植物、动物等。原书也已散佚，经后人辑出的有260多种。大部分与动植物有关，包含大量翔实切用、值得珍视的生物学资料。

《广志》对生物产品的记载，包括名称、产地、形态、生态、习性、用途等。

其中记述的动物有宛鹑、雉鹰、兔鹰、野鸭等；植物则有粱、秫、各种粟、稻、豆、麦等粮食作物，薇芜、蕙、葙、地榆等药物，蓝草、紫草等染料，枣、桃、樱桃、葡萄、李、梅、杏、梨、柔、柿、安石榴、甘、荔枝、栗、木瓜、枇杷、椰、鬼目、橄榄、龙眼树、益智子、桶子、榠查、蒟子、芭蕉、胡桃、枳柜、系弥等果树，桂和木蜜等香料，姑榆、榔榆等用材木。

《广志》对经济作物的描述较重视生长节律，器官颜色，果实大小、构造、风味等。

比如书中对荔枝是这样描述的：“树高五六丈，如桂树。绿叶蓬，冬夏郁茂。青华朱实。实大如鸡子，核黄黑，似熟莲子，实白如脂，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夏至日将已时，翕然俱赤，则可食也。一树下子百斛。”

作者还注意比较不同产地的各种物产品质的优劣。这方面的记载，对我国园艺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广志》一书，记载真实、描述准确，对后世有一定影响，曾被北魏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及历代的本草著作大量引用。

《周礼》中首先将生物分为动物和植物两大类｡并进一步将动物分为“小虫”､“大兽”，约相当于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

小虫包括龟属､鳖属､蚯蚓､鱼属､蛇属､蛙属､蝉类､虫属等｡大兽包括牛羊属､猪豕属､虎豹貔等毛不厚者之属､鸟属等｡反映出我国很早就知道有脊椎动物与无脊椎动物的区分｡

《周礼》中有不少内容涉及生态学问题｡书中提到辨别土地的出产物､名称及所宜种植的作物，表明已经注意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强调了在种植庄稼时先调查土壤情况｡比如“山师”之职掌管山林类型的划分，分辨各类林中产物及其利害关系;“川师”，之职掌管各种河流､湖泊的产物与利害关系等｡

《周礼》一书不仅关注动植物的一般分布，而且还注意到动植物分布的界限｡比如说南方的橘树移植到北方，就会变成小灌木，橘子也会变成不能吃的“枳”;动物中的鹆等的分布也有类似情况｡这是当时人们在长期的观察自然､引种植物和狩猎中得出的经验总结｡

远在人类社会初期，我们的祖先在从事最简单的采集､渔猎的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学会辨别一些有用的和有害的动物和植物，并逐步地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体系｡

我国古代动植物分类学涉及诸多方面｡《禽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鸟类分类学著作，总结了宋代以前的鸟类各方面知识｡秦汉时期记载的“动物志”和“植物志”，是古代动植物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药用动植物､园林动植物及动植物专著，也是古代动植物分类研究的重要成就｡

在我国古代，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仅在动植物的大类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分类知识，而且，对于动植物还有进一步的比较精细的分类｡

古人不断观察，不断分析，不断比较，不断认识，逐渐产生了古老的传统动植物分类认识，区分出大兽和小虫，逐步地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体系｡

宋代陆佃的训诂书《埤雅释鱼》记载:“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意思是说，鱼跃龙门，越过去就成为龙，只有鲤鱼也许能这样｡

远在人类社会初期，古人在从事最简单的采集､渔猎的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学会辨别一些有用的和有害的动物和植物｡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观察，不断分析，不断比较，不断认识，逐渐产生了要把周围形形色色的生物加以分类的想法，并且逐步地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