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改王安石的诗被贬详情
苏轼与王安石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
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大宋王朝的风云人物、文学大家。在政坛上他们是相互对立的政敌,在文坛上却又有些惺惺相惜。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遭际了变法派官员的残酷迫害,乌台诗案后被贬谪黄州。然而就是在遭贬谪的日子里,东坡却道经金陵去谒见了安石,据说两人握手言欢,同游唱和。两人关系到底如何?确令后人颇为难解。
元丰二年(1079)六月十八日,御史皇甫遵奉令到湖州缉拿知州苏轼。苏轼这时刚由徐州改任湖州,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就遭到一场凶狠的暴风雨袭击。堂堂一位太守,正坐公堂办事,就被两个狱卒像驱逐鸡犬一样,逮到城外的船上,押送汴京。
苏东坡这次受到四个变法派官员的弹劾: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人先后四次上书,罪证是别人为苏东坡所刻的一部诗集,诸御史择其要害部分汇编成册,在神宗面前大进谗言,而导火线还在于苏轼到湖州上任后所上的《谢表》。罪名便是在“谢表”和“诗文”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新法肆意诋毁,无所忌惮。此案牵涉到东坡的许多作品,也牵涉到一些朋友,其后都受到不同的惩处。
在苏东坡的作品中,确有一些是攻击和嘲讽王安石变法的。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早在熙宁变法开始之初,苏轼就已表明了态度。写出《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先后两次,极论新法之不便,对新法进行了比较激烈而又全面的攻击。如要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反对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和农田水利法等,以为“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借口批评商鞅,指责王安石“怀诈挟术,以欺其君”,诋毁新党中“新进小生”是“小人招权”,并把新法比作毒药。实行后“四海骚然,行路怨咨”,所以“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就是说新法将dUjlMCgEm会招致国家的败亡。因此,他劝神宗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徐徐求进,积十年之功,何事不立。
苏东坡与反对变法的官员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曾巩、刘挚、刘恕、孙觉等人交往日深,成为反对派阵营中敢于从正面出击而直面敌人的一员勇将。如在送官员刘恕的诗中,东坡就直接攻击王安石,把他比作曹操、张汤,而把与王安石绝交的刘恕比作孔融、汲黯,褒贬反差强烈。在王安石提出科举新法,神宗下诏讨论时,东坡又独持异论,公开加以反对。开封府考试进士,苏轼主考,又发策问影射王安石变法独断专行,将败坏国事。后来司马光曾回忆说,与新党作战,苏轼最为勇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其父苏洵写《辨奸论》,对他有一定影响。
王安石在这种情况下,也给苏轼以牙还牙般的回击。范缜曾推荐东坡担任谏官,如果推荐成功,那将对变法派十分不利。王安石就通过他担任御史的姻家谢景温,弹劾苏东坡在回四川奔父丧之时,多占船位,贩卖私盐和苏木。王安石下令淮南、江南、湖北、成都诸路转运司,严加调查,搜集证据,并逮捕篙工水卒,进行刑讯穷治。但由于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所以调查很久,结果一无所获。苏轼对这种诬陷没有进行任何辩解,但已感到在京压力的沉重,处境的困难,就坚决请求外补,朝廷批准他通判杭州。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抵达杭州上任。三年后移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再过三年,改知徐州。其间,王安石曾于熙宁七年罢相,次年复相,由于变法派内部倾轧,年余又再次罢相,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退居半山园。总之,在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王安石已不在中枢执政。然而当政的变法派还是对东坡的讥嘲心存宿怨,决心要除掉苏轼,便上书攻击苏东坡包藏祸心,讪上骂下,嘲讽新法,“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甚至要求将苏东坡正法,以正风俗民心。
苏东坡确有一些嘲讽新法的作品,表达了对某些问题的个人感慨和内心牢骚,其中往往夹杂着对人民的某些同情,及忧国忧民之情怀。而有些加在东坡身上的罪名,纯属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诬陷。如东坡《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中有“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诸御史指斥为反对农田水利法。东坡《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宰相王琏居然在神宗面前挑拨道:“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的蛰龙,非造反而何?”可以说纯粹在捕风捉影,枉加罪名。
苏东坡从七月十八号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不断受到审问和各种重刑折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变法派也只是为了加给苏轼一个“讥讽朝政”的罪名。最后,苏轼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供状”,承认了有关罪名,表示“甘服朝典”。由于写作而惹出这样的大祸,这是东坡所始料不及的。期间,诗人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屡次想自杀以结束生命。那么为什么神宗这时要惩治苏轼呢?当然对苏轼这样有影响的官员以文字攻击新法,他不无恼怒,但问题是苏轼反对新法的态度早已表明,嘲讽王安石的诗作也早已有过,为什么过了八九年,神宗才严惩苏轼?
同时,又是什么原因最后使神宗宽恕了苏东坡?据说此案也惊动了内宫,由于文才与名声,宫中上下也早知苏轼之名。尤其是仁宗曹皇后在病重之际还想到此事,神宗原想为了祖母病情的好转而进行一次大赦,曹太后却说:“当初仁宗主持科举,回宫曾高兴地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就指苏轼兄弟。现在你难道要把他杀掉吗?不需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神宗只得听命。
或说众臣的救助与说情,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大臣张方平、范镇曾上书援救。弟弟苏辙为恳求神宗免哥哥一死,上书乞纳在身官职,以赎兄之罪。变法派官员中也有不同态度者,如宰相吴充就对神宗说:“曹操尚能容忍祢衡,陛下为什么不能容一苏轼呢?”王安石的弟弟、中书舍人王安礼也劝神宗不要杀苏轼。据说,连王安石也说了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的话,传到神宗的耳中,才最后决定宽恕苏轼。
或说还是太祖誓碑起了一定作用,神宗不敢开本朝杀士大夫的先例,怕被后人指责。此外,神宗也颇赏识东坡的才华。据说苏轼在狱中自感凶多吉少,便作《寄子由》二首以嘱托后事,其第二首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其兄弟诀别之深情,使人读了凄然泪下,神宗读后也大动恻隐之心,加上本来并无杀意,所以最后的处分是: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这场冤狱虽然结束了,但苏轼于其中所受的迫害与侮辱应是无法忘怀的。甚或后世士大夫提起这件诗案,都会谈虎色变。由于它是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那么苏轼与王安石是否进一步势不两立了呢?历史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东坡抵达黄州,过起谪居生活。这个富有理想、富有才华、更富事业心的知识分子,在困厄中艰难度日,其文学创作还走出了一个小高潮。四年后,神宗下诏:“苏轼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苏轼只得别离黄州,坐船上路。经过江州、高安诸地,道过金陵,通过几个朋友的斡旋与安排,在那里会见了王安石。
这是元丰七年(1084)的七月,艳阳高照,气候颇热。苏东坡在朋友的陪同下,上蒋山谒见王安石,已经六十四岁的王安石也热情接待了这位比他小十六岁的后辈。有的说是王安石野服乘驴到船上与苏轼相见,然后相游蒋山。十四年来,两人各处异地,未曾一晤。朝廷政坛也已今非昔比,主要是两人在政坛中的地位都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位过去曾经相互对立的政敌,如今抛却了从前的不愉快,开始握手言欢。东坡与安石同游数日,共览江山之胜,尽论文章学术,互作诗词唱和,甚或谈佛说禅,气氛相当融洽。
王安石对苏轼当然不无成见,不过也看好东坡的文学天才,爱读苏轼的诗文。如对东坡所作《钱氏表忠观碑》一文,认为“绝似西汉”,“直须与子长驰骋上下”。在读到东坡的诗句“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时,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读完苏轼在黄州所作《胜相院藏经记》后,称赞道:“子瞻,人中龙也!”所以在文坛上,王安石也是当时最了解苏轼的天份,并能给予高度评价的人物之一。
苏轼反对新法,对王安石的一些诗文也时有揶揄,如安石《字说》谓:“坡者,土之皮也。”苏轼以“滑者,水之骨也”相讥。但通过十几年来的观察,对王安石的个人人品,尤其是安石在文章学术方面的成就,还是能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曾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当他读到王安石的词《桂枝香金陵怀古》,也赞叹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所以两人在文章学术方面应是同路人,仍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当时王安石大病初愈,就舍宅作寺,又约苏轼卜居秦淮河边,东坡也不无感激地在和安石的《北山》诗中说: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看来此次会见,两人在感情上有所沟通。王安石曾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在离开金陵后,曾写给王安石两封信。王安石也给东坡回了信,劝他“跋涉自爱”。但两人是否已尽释前嫌了呢?似乎也未必。王安石谢世后,由苏轼替朝廷撰写“制词”《王安石赠太傅》,南宋还是有人以为:“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尤其是制词中对王安石变法诸事避而不谈,说明苏轼对此问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苏轼又作“制词”《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对吕惠卿是持谴责和否定的态度,有人以为也“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不过,元祐更化时,司马光欲全废新法,而苏东坡却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如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
总之,苏、王两人的关系,确实极为微妙,迷雾不少,令人无法看透。
苏东坡被贬黄冈是什么时候?
RT,快点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二年 (1079年),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终能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亶、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致祸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须有罪名”外,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说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安石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幺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这段记载的真伪已不可考。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轼,错改两句诗似乎不是王安石讨厌苏轼的真正原因。其实质上的原因,当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苏轼才会在仕途有所不顺。
苏东坡改诗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关于苏东坡被贬三次的故事
1、被贬黄州
第一次是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因为苏轼自从进入朝廷之后,就一直反对由王安石领头的‘新法’一派,再加上当时的他在文坛上地位很高,他的诗词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是很大的,这也就间接阻挠了‘新法’的推广,引起了变法派对他的强烈不满,他的政治对手将他所有诗词收集起来,成为在朝堂上攻击他的理由和借口。
乌台,即御史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它兴讼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苏轼是被告。
原告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这就引起了皇帝的不满之后被贬。
2、被贬惠州
第二次是被贬惠州,但是这一次苏轼可以说是很无辜的,守旧派的领导人物当时的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后,变法派抓住机会一度成为朝廷上的主导力量,守旧派因此被变法派大肆打压,苏轼也因为一贯所站的立场,再加上当时的他是元祐党人的领袖,被变法派全面打压,也再次被贬。
但苏轼被贬后心里面也怡然自得,宋哲宗八年十月,苏轼被贬谪到惠州。时值深秋,苏轼看见驿站边的树木依然翠绿欲滴,便问迎接他的小吏是何树,小吏回答是荔枝树,苏学士大喜道:“有荔枝吃便可安居岭南”,原来苏轼本人生平酷爱甜食。
苏轼被贬谪到惠州 ,惠州地处岭南,气候温暖, 一年到头甜瓜香果不断, 其中以出产荔枝、龙眼、柑橘、杨梅等超甜果类出名。在别人眼中的岭南烟瘴之地在苏轼眼中却是洞天福地,他到此如游鱼得水,大饱口福的同时心满意足地赋诗一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3、被贬儋州
儋州是苏轼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那个时候海南岛还是一个蛮荒之地,是朝廷流放那些严重的、死不改悔的罪臣的首选场地。到了那里,真乃天高皇帝远,你造不了反,发点儿牢骚也没有人听得见的。家破人亡的苏轼作好了死在海南的心理准备。
“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
已经62岁的苏轼,随他的两位妻子先后去世,跟随他的红颜知己王朝云也已在惠州离开了人间。苏轼四月十七日接到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诰命,第三天就与家人痛苦诀别,他孤身携带着幼子乘船离开广东惠州,一代文豪又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上……经过两个多月的行程终于到达贬所中和镇。
他曾将自己的路线形象地描述为“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说的是自己在海南西北部走了一个半月形的弧线。开初东坡在官府租了一间房子暂避风雨,没几天被政敌知道后,下令把东坡逐出官舍。苏轼写到自己当年的惨景:“此间居无室,食无肉、病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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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总评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
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
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
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是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的。乌台,是指御史台,因御史台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身世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四川眉州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轼的父亲苏洵,号称“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1048年(庆历八年),苏洵因父丧居家后,把自己的一生所学都传授给了孩子们。
乌台诗案起因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从事改制。1079年(元丰二年),43岁的苏轼到湖州上任知州后,他例行公事,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由于苏轼是诗人,在官样文章上也很自然地加上了个人色彩。他在文章后面加了一番感慨:
悲催的是,苏轼的这些言辞本不足以被定罪,但是当时恰好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dn)经过几个月的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罗列罪证后就上奏弹劾他。
在舒亶开始弹劾苏轼后,很快就在朝廷掀起了一场风波。御史何正臣和李定也随后上表弹劾苏轼,说他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并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
弹劾苏轼的官员不仅污蔑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还说他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费尽心思,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了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因此,朝廷内很快就出现了一片反对苏轼的声音。
紧接着,刚在湖州上任三个月的苏轼就被御史台逮捕押往京师。这个案子牵连了几十人。
乌台诗案经过
乌台诗案是苏轼生命中重大的转折点。一方要置他于死地,另一方又全力以赴要为他伸张正义。在这些救援他的人中,既有和苏轼三观一致的元老,也有原来是王安石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他们纷纷上书,劝谏神宗不要对苏轼下死手。就连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夜出面力挽狂澜。
最后,还是因为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而使苏轼逢凶化吉。
神宗之所以看了王安石的这句话而改变了杀苏轼的主意,是因为当年太祖皇帝立下的规矩是不杀士人,也就是不能因为读书人的言论而定他们的罪。如今正值大宋王朝的太平盛世dUjlMCgEm,因而神宗对苏轼从轻发落,将他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苏轼在狱中度过了惊心动魄的103天,成了他终生都难以忘怀的经历。
“东坡居士”的来历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还要被当地官员监管。苏轼一度感到郁闷和心灰意冷。好在他有诗人的浪漫与才情,他到了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一番和古人的跨越时空的“对话”,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名作:《赤壁赋》《后赤壁赋》及《念奴娇赤壁怀古》,以此来寄托他远大的志向。
黄州物质贫乏,苏轼便在公务之余,向当地官员借了城东的一块坡地,开垦种田以贴补生活。不久,他便自诩为“东坡居士”,纪念在黄州的岁月。
成就
苏轼的一生,在文学方面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标杆。除此之外,他在书法、绘画、医药、烹饪、水利等各项领域中也颇有建树。后人把他当成最能代表宋代文化的精神。他的人生态度“进退自如、宠辱不惊”也被人敬仰。
苏轼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苏轼画像
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16]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17]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19]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20]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18]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
苏轼画像
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16]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苏东坡夜游承天寺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16]
最后结局
徽宗即http://www.rixia.cc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21] 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苏东坡被贬杭州,发生了哪些事情,写了哪些诗?
苏东坡被贬杭州,发生了哪些事情,写了哪些诗?苏东坡被贬杭州,主要发生了如下事情:清理运河的淤泥、新建新水库、清理西湖、建苏堤、兴建三潭印月、赈济灾民、建医院等。
苏东坡被贬杭州时,写的诗有:《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湖上夜归》、《夜泛西湖》五首等等。
扩展资料:
1、苏东坡清理运河的淤泥:
京杭大运河与钱塘江交汇,钱塘江的水带进许多淤泥,杭州城内的运河淤泥每隔四五年就要挖一次出来,否则河床升高,影响船运。淤泥一挖出来就被堆在居民门口,脏乱不堪。
苏东坡想办法把钱塘江的水先引入人口稀少的茅山运河,经过茅山运河流了三、四里地,淤泥沉淀下来,再流到市中心的运河里的水就是干净的了。
市中心的运河的河位比茅山运河低四尺,苏东坡又在余杭那里开了一条新运河,让他与西湖的水相通,这样就永久性的保证了运河的水位。
2、《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赏析: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北宋:苏轼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白话译文:
上涌,就如墨汁泼下,却又在天边露出一段山峦,明丽清新,大雨激起的水花如白珠碎石,飞溅入船。忽然间狂风卷地而来,吹散了满天的乌云,而那西湖的湖水碧波如镜,明媚温柔。
诗人苏轼先在船中,后在楼头,迅速捕捉住湖上急剧变化的自然景物:云翻、雨泻、风卷、天晴,写得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景有情。读起来,你会油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也在湖心经历了一场突然来去的阵雨,又来到望湖楼头观赏那水天一色的美丽风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堤
苏东坡苏东坡被贬杭州,主要发生了如下事情:清理运河的淤泥、新建新水库、清理西湖、建苏堤、兴建三潭印月、赈济灾民、建医院等。
苏东坡被贬杭州,写的诗有:《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
《湖上夜归》、《夜泛西湖》五首,等等。
一、主要事情:
1、清理运河的淤泥
京杭大运河与钱塘江交汇,钱塘江的水带进许多淤泥,杭州城内的运河淤泥每隔四五年就要挖一次出来,否则河床升高,影响船运。淤泥一挖出来就被堆在居民门口,脏乱不堪。
苏东坡想办法把钱塘江的水先引入人口稀少的茅山运河,经过茅山运河流了三、四里地,淤泥沉淀下来,再流到市中心的运河里的水就是干净的了。
市中心的运河的河位比茅山运河低四尺,苏东坡又在余杭那里开了一条新运河,让他与西湖的水相通,这样就永久性的保证了运河的水位。
2、新建新水库
杭州人民的供水是个主要问题,在此之前,历代也想过很多办法,修建水库,把西湖的水引入城中,但是管道损害严重,居民们只能吃带咸味的水,西湖的淡水则需要花钱买。
苏东坡新建两个新水库,用陶瓷管代替以前的竹子管道。淡水由一个水库引向另外一个水库,这个工程建成以后,杭州居民家家都有淡水吃。
3、清理西湖
苏东坡第一次来杭州时,西湖上杂草丛生,淤泥阻塞的面积已经有十分之三,第二次来杭州,西湖上的淤塞已经有一半了。
苏东坡上表高太后,说如果再不治理,20年以后西湖就会被野草遮蔽,而城中的居民再没有淡水可以吃。
高太后一直非常支持苏东坡,她立马批准并且拨钱与他。苏东坡和工人费时4个月,将西湖的杂草淤泥清理干净。
4、建苏堤
清理过西湖后,苏东坡把这些水草和淤泥用于在湖面筑一道长提,这样既解决了垃圾的问题,又缩短了湖岸南北之间的距离,更留给后世一道杨柳莺莺、风景如画的苏堤。
5.建三潭印月
苏东坡让居民在西湖种菱角,划分了一些区域,有些地方可以种,有些地方不能种。
苏东坡在西湖里修了三个石塔,塔以内的区域不能被菱角侵占,因为种菱角会形成淤泥,淤泥会再次阻塞西湖。
明代的一位县令仿苏东坡把西湖的淤泥捞出来筑了一个环形堤,专门用来放生,又在湖中原苏轼建塔的附近,重新建了三个石塔。这就是“三潭印月”。
6、赈灾
苏东坡来杭州的第一年,收成不好,米价开始猛涨。苏东坡颇有远见的筹米存放在仓库,以抑制米价或应付荒年。
第二年5月份,暴雨开始倾泻,并且没有停止的意思。苏东坡到处买米,并且写信奏请朝廷拨米给杭州。还请求朝廷同意他们用绸缎来代替大米完成每年的进贡。
苏东坡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所以他不停的呼吁买米,存米,甚至七次上表朝廷请求拨款。
7、建医院
苏东坡在杭州当太守时,会把一些药方贴出来,让老百姓用。
他吩咐搭建粥篷,为穷苦的病人煮粥,还派医生一个坊一个坊的跑,给人治病。还给无钱治病的人免费熬药。后来他在众安桥那里建了一个医院,名字叫“安乐坊”。
安乐坊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三年之内治疗了一千多个病人。
他还亲自主持配制了“圣散子” 这一味药方,价格便宜,疗效显著,救了不少传染病人。后世也用于临床。
一、主要诗歌:
1、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其一
苏轼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白话译文:
天色朦胧就去迎候远道而来的客人,晨曦渐渐地染红了群山。
傍晚泛舟西湖,天上飘来了一阵阵雨,客人不胜酒力已渐入醉乡。
西湖晴雨皆宜,如此迷人,但客人并没有完全领略到。
如要感受人间天堂的神奇美丽,还是应酌酒和西湖的守护神“水仙王”一同鉴赏。
2、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其二
苏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白话译文:
晴天,西湖水波荡漾,在阳光照耀下,光彩熠熠,美极了。
下雨时,远处的山笼罩在烟雨之中,时隐时现,眼前一片迷茫,这朦胧的景色也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把美丽的西湖比作美人西施,那么淡妆也好,浓妆也罢,总能很好地烘托出她的天生丽质和迷人神韵。
3、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其一
苏轼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白话译文:
黑云翻滚如同打翻的墨砚与远山纠缠。一会儿我的小船突然多了一些珍珠乱串,那是暴虐的雨点。
一阵狂风平地而来,将暴雨都吹散。当我逃到望湖楼上,喝酒聊天,看到的却是天蓝蓝,水蓝蓝。
4、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其二
苏轼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裴回。
白话译文:
西湖的鱼鳖,胆子真不小,竟跟着游人跑。西湖的荷花,没有人照料,倒也开得飘飘摇摇。
喝点小酒,我在船上醉卧。水是我的枕头,山在向我作揖求饶。月亮在船前边转圈边唠叨。
5、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其三
苏轼
乌菱白芡不论钱,乱系青菰裹绿盘。
忽忆尝新会灵观,滞留江海得加餐。
白话译文:
黑黑的菱角,白色的芡实,这里十分常见;青色的茭白,叶子凌乱,那雕胡米就像裹进绿盘。
突然想起来上次在京城一个道观里尝鲜。看来我现在滞留在乡野之中,应该保重身体加个餐。
胜缘结香火,来游初地,莫虚负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宋神宗时,苏轼曾任祠部员外郎,担任过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36岁那年,苏轼因反对宰相王安石的青苗钱法,被贬谪黄州。后又被贬到杭州,任杭州通判。通判为地方行政副职,任期为三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杭州。
虽然是贬谪,但到杭州这样的好地方,苏轼的心情还是不错的,听到消息后,当即就打点行装准备动身。同在京城做官的弟弟苏辙见哥哥老是触犯王安石,很为哥哥担心,知道苏轼出任杭州通判,离开了是非之地,很是高兴。但他又怕苏轼到杭州后又去做诗写赋,讥讽朝政,再起祸端,就在临别时苦苦相劝,并以诗相赠:
北客若来休问答,西湖虽好莫吟诗。
当通判的苏轼所负的担子毕竟与一把手不一样,凡事由知州作主,难有大的作为。因此,那段时间杭州民问流传的大多是苏东坡“画扇断案”之类的轶事。
宋哲宗时,苏东坡出任翰林学士。公元1089年,苏东坡又一次来到杭州,任杭州知州。宋代地方行政区划分为州(府)、县两级,州、府的长官日夏养花网分别为知州、知府,相当于汉代的“太守”、唐代的“刺史”。所以苏东坡担任杭州知州以后,人们常常尊称他为“杭州太守”。这次苏东坡来杭州是当行政长官,作为自然与当通判时不一样。
苏东坡到任的那年,杭州先遭涝灾,又遇干旱。第二年夏天,暴雨成灾,钱塘江两岸一片汪洋,杭州街道上可以行船。洪水退后,瘟疫流行,米价暴涨。为了救灾渡荒,苏东坡请求朝廷供米20万石赈灾,减去三分之一的上供米,并平粜官米40万石,以缓解粮荒。在苏东坡的努力下,遇到这样严重荒灾的杭州,无一人饿死。
苏东坡还捐献50两黄金,并广泛筹集捐款,创办了杭州第一家病坊,为贫苦病人治疗,被人们称为“安乐坊”,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对苏东坡设“安乐坊”之事,《清波杂志》中有所记载:“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
苏东坡研究医道,精通药理,亲自主持配制了一种有多种疗效的丸药,名为“圣散子”,并在临床广泛使用。圣散子由20多种中草药配制而成,价格很便宜,疗效却很显著,这一大众化的药丸,深受百姓欢迎。
经历了这样大的洪水之后,苏东坡对水利的重要性有了切身的感受,决心在杭州进行水利建设。他首先组织疏浚了盐桥运河(今中河)和茅山运河(今东河),将这两条运河挖深了2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大大提高了运河的蓄水和通航能力。
之后,苏东坡又把解决城市供水问题作为自己的又一项工作。自唐代李泌凿六井、白居易修六井之后,到苏东坡时,西湖淡水流向六井的管道受损坏,苏东坡尽力进行保护,使杭州城中常年淡水不断。
最后,苏东坡将西湖作为疏浚的目标。苏东坡第一次到杭州时,西湖淤塞的面积已有十分之二三,第二次来杭州时,西湖已经淤塞近半。他给朝廷起草了报告《乞开杭州西湖状》,提出要疏浚西湖,认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并力陈西湖五个不可废的理由,要求朝廷准许疏浚西湖。
得到朝廷准许后,苏东坡发动了20万民工疏浚西湖,挖淤泥,除葑草。在疏浚过程中,苏东坡常亲临指挥,从规划到具体措施都亲自过问。一天,他来到湖上,沉思良久,对旁边的人说:从湖中挖出的这么多葑泥,往哪里放呢?湖南北30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如果用葑泥在湖中筑一条堤,不是能一举两得吗?于是,他让民工们用淤泥和葑草筑成了一条横贯湖面的数里长堤,像一条美丽的彩带,恰到好处地把西湖分为两半,堤的东面是外湖,堤西为里湖,堤上架6桥,并植柳树和桃树护堤。为了加快工程建设,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苏东坡调集500名兵士,负责用船运载湖中清出的葑草,同时监督工程的进行。经过三四个月的整治,西湖又现烟水浩淼、绿波荡漾的风貌。
这条桃柳相间的长堤,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有着美学价值,更充满着人文价值,它被人们称为“苏堤”。以后,“苏堤春晓”又成为西湖十景之一。
为了保护疏浚后的西湖,苏东坡还在湖中竖立了三座石塔,禁止在石塔界线内的湖面种植菱藕。这三座石塔为以后的“三潭印月”景区打下了基础。 对现在的许多人来说,知道以苏东坡姓氏命名的那条美丽的长堤之外,还有一样便是那道杭州名菜“东坡肉”了。对于“东坡肉”的来历,有许多说法,也演化出不少故事,但其“产地”都是在杭州。
有一种说法是,苏东坡组织民工疏浚西湖,使杭州四乡庄稼大获丰收。心怀感激的杭州百姓抬着猪、担着酒向苏东坡拜年。苏东坡将收下的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喷香,再按疏浚西湖的花名册,每家一块分送给杭州百姓,让他们过年。人们就把此肉称为“东坡肉”。由于“东坡肉”味道鲜美,油而不腻,很受百姓欢迎。后来杭州的大小菜馆也学着做成此菜,挂出牌子,取名为“东坡肉”。 又传,“东坡肉”成名以后,一天,朝中御史乔装改扮来杭州察访,一进菜馆点菜,首见“东坡肉”,就收罗所有菜馆菜单,返京奏见皇帝,说苏东坡在杭州贪赃枉法,百姓恨之入骨,以致要吃其肉,并呈上菜单为据。皇帝不明原由,不分青红皂白,降旨把苏东坡革职,发配海南。
在杭州的日子,是苏东坡最开心的时候,其处境和人事关系与在京城时相比要好得多。由于心情舒畅,做起事来也就得心应手,诗自然也会写得多了。他第一次来杭州当通判时的几位上司,太守沈立、陈襄、杨绘,以及第二次来杭州当太守时的助手、同僚、下属等,都和他志同道合,彼此之间开诚相见,亲密合作,情同手足。有时兴之所至,他们还以诗词唱和。苏东坡非常珍惜这段时间的人际关系,看重与同僚之间的情谊。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来回忆和描写他与杭州同事的友情:
忆在钱塘岁,情好均弟昆。
时于冰雪中,笑语作春温。
美丽的西湖,对诗人的吸引力是可以想像的。来到杭州以后,一见西湖,苏东坡便观之不足,爱之有余。稍有余闲,不管阴晴雨雪,都会四处游览。面对西子湖,苏东坡自然是诗情如泉涌,难以自禁。据学者研究统计,现存的苏东坡在杭州所作的咏杭州西湖的诗词,有453首之多。以苏东坡在杭州的时间来算,大约每五天便有一首诗作问世。对于诗人来说,诗就是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语言。林语堂对苏东坡有很深的研究,对苏东坡的西湖诗词,有一段绝妙的评论:“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意,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正是由于有了这千古奇才与绝色美景的结合,才使西湖有了许多流传千古的杰作。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东坡对西湖景色的高度概括和绝妙描写,使这首名诗成为对西湖的千古绝唱,也成为以后历代杭州人宣传杭州和西湖的最佳广告词。
作为佛教的信仰者,在西湖山水中,苏东坡非常喜爱灵隐等地的景色,“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他与许多寺院结下了不解之缘。相传,苏东坡常常在游玩西湖之后,到葛岭附近的普安院吃饭休息,然后前往灵隐。在灵隐,苏东坡喜欢把冷泉亭作为他的办公地点,在亭子里摆放桌椅笔墨,摊开卷宗,在优美的景致里剖析公案。处理完公案后,撤去公文案卷,摆上酒菜,与属吏共饮。
在他的诗作中,有许多与灵隐有关,《闻林夫当涉灵隐寺寓居戏作灵隐前一首》便是其中的一首,这首诗的前四句是:
灵隐寺前天竺后,两涧春淙一灵鹜。
不知水从何处来,跳波赴壑如奔雷。
如今,灵隐风景区里的“春淙亭”和“壑雷亭”的出处就是来自于苏东坡的这首诗。
苏东坡与佛教的渊源,还要从其家庭说起。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是佛教之门宗四世圆通居讷的皈依弟子,他的母亲程氏是一位女居士,他的弟弟苏辙也是一位虔诚居士。苏东坡很早开始学佛,对佛学很有研究,他的行为受大乘佛教经典《维摩诘经》的影响最深。在苏东坡的作品中,有许多与佛教有关。
在杭州,苏东坡经常往来于各寺院,与湖上丛林、各寺高僧相知相交,留下了许多佳话。其弟苏辙曾说:“昔年苏夫子,杖履无不之。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
苏东坡来杭州前,欧阳修曾向他介绍了杭州诗僧惠勤,嘱咐苏东坡到了杭州可前去探访。苏东坡到任第三天,就前往孤山拜访,受到了惠勤、惠思的热情接待,三人开怀畅谈,很是投缘。告别了两位僧人,走出山门,苏东坡的眼前是腊月孤山大雪将临的冬日景象。于是,他写下了一首《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描写当时的情景和心境: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
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
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
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鹤盘浮屠。
兹游淡泊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
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与白居易一样,苏东坡对杭州怀有美好的感情。“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他把自己当作是杭州人,在离开杭州以后,还常常想起在杭州的岁月,回忆在杭州的快乐生活。“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他要把自己的灵魂安息在杭州,他是西湖山水的知音。
苏东坡这样既有才华、又干实事的地方官,自然会受到当地百姓的喜爱。在苏东坡还在任上时,许多杭州人就“家有画像,饮食必祝”。苏东坡离开杭州后,杭州人建立了纪念他的“苏东坡祠”,把他当年修筑的长堤称为“苏堤”,把他创造的“东坡肉”作为杭州的特色菜,把他的事写进了历史书、教科书和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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