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的简介如下：

尼古拉哥白尼（波兰文：Nikolaj Kopernik，1473年2月19日—1543年5月24日，享年70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教会法博士、神父。

在哥白尼40岁时，他提出了日心说，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改变了人类对自然对自身的看法。当时罗马天主教廷认为他的日心说违反《圣经》，哥白尼仍坚信日心说，并认为日心说与其并无矛盾，并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

哥白尼的“日心说”更正了人们的宇宙观。哥白尼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巨人。他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天文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哥白尼遗骨于2010年5月22日在波兰弗日夏养花网龙堡大教堂重新下葬。

拓展资料：

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有力地打破了长期以来居于宗教统治地位的“地心说”，实现了天文学的根本变革。

日心说的观点是：

1.地球是球形的。如果在船桅顶放一个光源，当船驶离海岸时，岸上的人们会看见亮光逐渐降低，直至消失。

2.地球在运动，并且24小时自转一周。因为天空比大地大的太多，如果无限大的天穹在旋转而地球不动，实在是不可想象。

3.太阳是不动的，而且在宇宙中心，地球以及其他行星都一起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只有月亮环绕地球运行。

施莱登于1804年4月5日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医生家庭。中学毕业后，于1824～1827年在海德堡大学攻读法律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回到家乡汉堡从事法庭律师工作。他傲慢、暴躁、反复无常，工作使他感到厌倦、不顺心，精神长期处于忧郁状态，因而在1831年企图自杀，但没能成功。他决定放弃这个令他苦恼的律师职业。

1833年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医学，而后又对植物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又进入柏林大学学习植物学，开始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那时，施莱登的叔父，一位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赫克尔(J.Horkel)和“布朗运动”的发现者罗伯特•布朗(R.Brown)正好都在柏林逗留，他们两人都很关心施莱登，希望他在植物胚胎学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这对施莱登一生的科学活动起了决定性影响。

1837年，施莱登完成了他的第一篇论文《论显花植物胚株的发育史》。他认为，只有对植物发育史进行研究才能获得对植物正确的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植物内在的规律性。施莱登猛烈抨击了林耐的信徒们的那些陈腐的系统植物学，反对他们只是单纯地从事植物的采集、分类、鉴定、命名，而忽视对植物结构、功能、受精、发育和生活史的考察与研究。他把植物学重新定义为是一种综合性的科学，其中应包括植物化学和植物生理学。

1838年，在布朗的影响下，施莱登从事植物细胞的形成和作用的研究，这是他对细胞学说进行的初步探索。同年，他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植物发生论》，在这个基础上，施莱登提出了植物细胞学说。

在《植物发生论》一文中，他引用了布朗关于细胞核是细胞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施莱登通过对早期花粉细胞、胚株和柱头组织的观察，发现这些胚胎细胞中都有细胞核。他进一步研究了细胞核在细胞发育中的作用，认识到细胞核对细胞的形成和发育起着重要作用。施莱登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胞核的功能和作用上来，使他走上了正确的研究轨道。不久，他认为细胞核是植物细胞中普遍存在的基本结构。在此基础上，他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植物细胞学说。

施莱登的植物细胞学说认为：无论多么复杂的植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细胞是植物体的基本单位。最简单的植物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的，多数复杂的植物是由细胞和细胞的变态构成的。施莱登认为，在复杂的植物体内，细胞的生命现象有两重性：一是独立性，即细胞具有独立维持自身生长和发育的重要特性；二是附属性，即细胞属于植物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次要的特性。细胞生命现象的这种两重属性是自然界“成形力量”的表现。

1838年10月，在一次聚会上，施莱登把未公开发表的《植物发生论》中有关植物细胞结构的情况和细胞核在细胞发育中的重要作用的基本知识告诉了施旺，施旺很感兴趣并大受启发，为其最终创立细胞学说奠定了基础。这样，实际上施莱登已经把他的细胞学说的范围从植物界扩大到了动物界。

1840年，施莱登被任命为耶拿大学植物学副教授。1842年，他出版了植物学教科书《植物学概论》，从1845年第二版开始又加上了一个副标题《作为归纳科学的植物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些新的生物学方法论。他主张植物学研究必须利用显微镜进行仔细观察并进行生理学实验，观察和实验是生物科学研究的工作基础，多利用归纳的方法和因果分析的方法，这样才能有效地揭示科学内在的规律性。施莱登的这本教科书在整体结构上基本上是全新的，他从植物中物质元素的研究写起，接着用很大篇幅介绍植物细胞学说，然后论述形态学和组织学。不少评论者认为，施莱登的这本教科书充满生气和富于新思想，是植物学进展的一个转折点。这本教材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并吸引着年轻人投身于植物学研究。这是施莱登在植物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1848年，施莱登写出了《植物及其生活》。这是一本科普性读物，内容简单、有趣，使更多的人获得了植物学知识。这本小册子广泛流传，是人们最喜欢的科普性读物之一，他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科普工作者之一。但耶拿大学负责人认为，撰写科普著作不应该是施莱登这样的学者所为，他应专心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施莱登坚持自己的作法，因而与校方发生了分歧和争论，并于1862年愤然辞职。从此，他开始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施莱登是一位才思敏捷、能力过人、具有独创精神的科学家，他用新颖的学说和革新的技术推动着植物科学的复兴和改革。但他性格乖戾、孤僻、傲慢，在思想方法上主观武断，不愿意用批评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观点，这种性格使他有时陷入错误并顽固地坚持这些错误的境地。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导致施莱登一直处于与当时许多著名科学家和思想家的辩论和争吵之中。施莱登做事不计后果，行为古怪。1877年，也就是在他企图自杀和脱离法律工作后45年，他还访问了海德堡大学，庆祝他获得法学博士50周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人才历史上，像施莱登这样一个精神和感情上的“跛子”，居然能够成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这实在是不可思议。从各个方面来看，施莱登都是最稀奇古怪的科学名人之一。

动植物的基本单元是细胞，这是19世纪三大发现之一——细胞学的核心。作为这一学说创始人之一的德国生物学家施旺，为细胞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比另一位创始人德国生物学家施莱登小6岁的施旺，于1810年出生在德国诺伊斯的一个金匠家庭。童年时代的施旺品行良好，学习勤奋，是父母眼中典型的好孩子。中学毕业后，父母希望他学神学，将来做一名神职人员。但施旺违背父母的意愿进入德国波恩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

大学给了施旺更多的自由时间，但他舍不得浪费一点光阴。一有空闲，他就跑去听约翰内斯弥勒教授的生理学，并且做了弥勒实验室的临时助手。大学毕业后，施旺到了维尔茨堡学习临床医学。两年后，施旺又回到了柏林大学攻读医学博士。24岁时，施旺拿到医学博士学历，正式成为了弥勒的助手。在弥勒的指导下，施旺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

做了一年助手之后，施旺离开弥勒实验室在柏林解剖博物馆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施莱登。虽然他们的性格和经历迥然不同，但共同的志趣和真诚的情感使他们一见如故，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时隔不久，施旺在研究发酵过程中，发现活酵母细胞的发酵作用具有生命活动的特征，这也是“新陈代谢”一词的由来。在发表这一伟大发现论文之前，施旺认为这一重大发现一定会引起巨大轰动。恰恰相反，施旺连同这一发现一并遭到科学界的攻击。直到十几年后，巴斯德对发酵研究获得成功，施旺的观点才得到公认。

提到施旺创立的细胞学说，就不得不提及另一位创始人施莱登。在显微镜前，施莱登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植物组织结构后，认为在任何植物体中，细胞都是结构的基本成分。低等植物由单个细胞构成，高等植物则由许多细胞组成。183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植物发生论》一文，提出了此观点。

同年10月，施旺在施莱登讲述有关植物细胞的知识时深受启发，1939年，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动植物的结构和生长一致性的显微研究》，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动物和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现代生物学中最重要的观点。同时期施莱登也提出这个观点，从而奠定了他和施莱登共同创建细胞学说的基础。

施旺的细胞理论发表后很快为人们接受，其中的错误也很快得到后来者的修正。但由于他的发酵研究结果受到了化学家尤斯图冯李比希和弗里德里希维勒的的强烈攻击。施旺不得不背负着巨大的争议离开了柏林，前往比利时吕温天主救大学担任解剖学教授。

与坚持异端的施莱登相比，施旺似乎是一个胆怯、内向、甚至过于虔诚的人。在比利时，他对自己的研究更加谨慎起来，不轻易发表研究成果，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里对机械产生了兴趣，还发明了一些有益于采矿业的设备。1848年，施旺离开吕温天主教大学前往比利时列日大学担任解剖学教授。6年后，发表了解剖学著作《人体解剖学》。1858年他又担任列日大学生理学教授。但遗憾的是施旺对生理学的研究已基本上终止了。1882年1月11日，施旺因中风在德国的科隆逝世。

施旺提出的细胞学说，把植物的基本结构是细胞的观点推及到了动物界，找到了动植物发育的普遍规律，这在生物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也因此被称为是细胞学说的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