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生产活动，劳动人民就开始积累起使用药物治疗疾病的经验。历代生产者在采集药物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形态特征、药用性质等的认识，形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本草学。在我国古代典籍《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新修本草》等著作中，都有关于药用动植物的记载。它们是我国传统生物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自从有了生产活动，劳动人民就开始积累起日夏养花网使用药物治疗疾病的经验。正如《淮南子修务训》中所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娥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里的神农当然就是以往历代的生产者。他们在“尝百草”和采集药物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形态特征、药用性质等的认识，形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本草学。它是我国传统生物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用药治病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山海经》和先秦诸子的著作中，都有关于药用动、植物的记载。《山海经》中提到的动、植物有130多种，其中明确具有药用者植物类有52种、动物类有61种。《山海经》虽然不是一部专门记述药物的书，但它的内容已经涉及许多药用的动、植物和矿物，对我国后世本草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本草”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汉书郊祀志》中就有“本草待诏”职称的记载。《说文》：“药，治病草也。”古代用药以植物药为主，所以记载药物的书，就称之为“本草”。《汉书平帝记》记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要“征求天文、历冥、方术、本草等教授来京师”。据《汉书楼护传》记载，楼护少年时候(1世纪)曾“诵读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这说明两汉时期，我国本草学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72年在长沙市东郊发掘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不少有助于揭示当时人们对植物功用认识的资料。在一号汉墓出土的药物中有辛夷、桂、花椒、茅香、佩兰、高良姜、姜、酸枣核、藁本等含挥发油的芳香性植物药。这些植物药有祛风、发汗、祛痰、和中暖胃的作用，外用可以避秽消毒。虽然我们不知当时的人们对这些植物的认识情况，但可以肯定他们对其中的药效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可从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得到进一步证实。

我国种植药用植物历史悠久，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早在2600年前，《诗经》即载有枣、桃、梅的栽培，既供果用，又可入药。至2000年前的http://www.rixia.cc汉武帝时期，药材生产已初具规模，在长安建立了引种园。张骞出使西域，引种红花、安石榴、胡桃、大蒜等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到内地栽种，丰富了中草药种类。公元6世纪40年代，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中，曾记述了地黄、红花、吴茱萸、姜、栀子、桑、胡麻、莲等多种药用植物栽培法。到公元581—618年的隋代，在太医署下专设“主药”、“药园师”等职，掌管种药。在隋书中还有《种植药法》、《种神草》等专著。至唐、宋时代，中草药栽培技术有了空前的发展，唐代《千金翼方》中记载了百合、大蒜等药用植物的种植法。宋代，韩彦直在《橘录》一书中记述了橘类、枇杷、通脱木、黄精等数十种中草药种植法。明代李时珍在其医药巨著《本草纲目》中记述了180多种中草药种植法。有关本草学和农学的名著还有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清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陈扶摇的《花镜》，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等对多种药用植物栽培均有论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据统计，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引种栽培的药用植物有200余种，可以说今天的主栽品种多数是我们的祖先打下的基础。古代的著作为我们今天的栽培技术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

《诗经》、《山海经》和先秦诸子的著作中，都有关于药用动、植物的记载。《山海经》中提到的动、植物有130多种，其中明确具有药用者植物类有52种、动物类有61种。《山海经》虽然不是一部专门记述药物的书，但它的内容已经涉及到许多FwbkPw药用的动、植物和矿物，对我国后世本草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