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的艺术特色

《变形记》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第一次深刻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卡夫卡曾说过：“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也就是金钱、机器、生产方式操纵了“人”，把“人”变成“物”的奴隶，使人最终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卡夫卡的《变形记》则把这种常见的现象典型化了。作者描写的格里高尔在生活重担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表面上看，似乎是荒诞无稽的，但是，通过变形这样的象征手法，揭示的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个普遍真理，即人创造的物，作为异化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它们操纵着人，把人变成奴隶。人成了不能支配自己的奴隶，也就是“非人”了。不能支配自己的“非人”和其他动物有什么两样?这样说来，变成甲虫不也很自然了?把虚幻的离奇荒诞现象和现实的本质真实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真正的“卡夫卡式”的小说。此外，卡夫卡还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变成甲虫后的思想活动和所遭受的冷遇，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灾难感和人的孤独感。人变成了“非人”，不能自已后，就再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无从猜测的灾难都随时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格里高尔的遭遇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受害者的缩影。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也被暴露无遗。以前，他是主要养家之人。这时，他的亲人为之着急的不是骨肉之情，而是因为他不再能为家里挣钱，甚至成了他们的“家丑”和“家庭负担”了。因此，到最后，谁也不同情他、怜悯他，要把他“弄出去”。他被遗弃在黑暗中，杂乱的家具堆中，没人清扫的房子里。他便在孤独中悄然死去。他的死亡，倒使家里人如释重负，得以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酷的金钱关系。
《变形记》在艺术上的特色是成功地把虚幻和现实结合起来了。“现实”和“虚幻”是构成“卡夫卡式”小说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没有交待任何原因，格里高尔清早一起来就变成一只甲虫，很难想像还有比这更虚幻的怪事了。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有的。而并没学什么法术的格里高尔，对自己的变形似乎早有准备，几乎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异和惶恐。就像他只是患了头痛脑热一样。整个过程中，他只说了一句：“我出了什么事啦?”尔后，他又像正常人似的想他的差事，想着他五点钟要去赶火车。以后整个的作品几乎就是沿着他与差事这条线索展开的。卡夫卡写格里高尔变形，并不是在他如何变形，为什么变形上着笔，而是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周围环境。格里高尔变形了，而环境却毫无变化；还是那个“安静地躺在四堵熟悉的墙壁当中”的房间；衣料样品照旧摊放在桌子上；他最近从画报上剪下来的那幅画像仍然挂在墙上。此外，小说完全没有浪漫主义惯用的那种浮华的语句，语言十分平淡无奇，既没有富于感情色彩的修饰语，也回避了专门的艺术描写手段。作者只是用平稳的语调，像新闻报道一样冷静客观，不动声色地说明情况和记叙过程，不发表任何评价。
当家里人因叫不开门在外面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当他的声音里“有另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声同时发出来”的时候，他似乎没事儿似的，认为“仅仅是重感冒的征兆”，是“旅行推销员的职业病”。而整篇小说里，作者几乎一直是用这样的笔调，用这样的态度来叙述格里高尔变形后发生的一切，使小说中虚幻的梦境，难以置信的幻象跟日常生活场面，街头即景等具有了相同的意义，其间没有根本的对立，没有明显的过渡，甚至泯灭了界限，完全结合成一个整体了。在这里，虚幻中有现实，现实里可见到虚幻，幻象变成了“现实的”“物质的”，看得见、摸得着，与现实难解难分了。人异化成甲虫，这应该是荒诞的了，但经过卡夫卡高超的处理后，好像是必然的，极普遍的，不足为奇的事情了。作品之所以能达到这样妙不可言的效果，除了上述语言上的技巧外，还抓住了社会现象，即从生理上看，人变成甲虫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但从社会现象来看，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一旦失去了谋生的能力、手段、资本和机会，就无异于一只甲虫。何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异化成非人，早已司空见惯呢!因此，作者把普遍的社会现象升华为生活的哲理、数学的原理、语言的句型。而这“升华”也是把“卡夫卡式”艺术大厦中的两块“砖”——现实和虚幻——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一种黏合剂。
化奇异为平凡，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法解释的事件安置在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环境中、让荒谬悖理与合情入理、虚幻与现实这两类对立的因素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展现出一幅神秘的、魔幻的、梦魇般的非现实的、好像又是现实中处处可以见到的画图，这就是《变形记》的根本的艺术特色，也即是“卡夫卡式”特色的核心。
（摘自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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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作品赏析

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正值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高潮时期。他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可以说是表现主义的典型之作。表现主义的创作主张是遵循"表现论"美学原则而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模仿论"原则相对立的。它反对"复制世界"，即不把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作为真实的依据，而主张凭认真"观察"和重新思考去发现或洞察被习俗观念掩盖着的，而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真实。为此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把描写的客观对象加以"陌生化"的处理，以造成审美主体与被描写的客体之间的距离，从而引起你的惊异，迫使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探悉同一个事物的本质。这种艺术手段通称"间离法"，在布莱希特那里叫作"陌生化效果"。《变形记》的变形即是一种间离（或"陌生化"）技巧。作者想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是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之所以亲亲热热，因为互相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维系着，一旦割断这种关系，则那种亲热的外观马上就消失而暴露出冷酷和冷漠的真相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所揭示的："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可谓一针见血。你看，当格里高尔身体健康，每月能拿回工资供养全家的时候，他是这个家庭里一名堂堂正正的而且受人尊敬的长子。但当他一旦患了不治之症，失去了公司里的职务，因而无法与家庭保持这种经济联系的时候，他在家庭里的一切尊严很快被剥夺干净，甚至连维持生命的正常饮食都无人过问。至于那些邻人，比如那三家房客，更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了他。这就等于，他从人的世界里被踢了出来，变成"非人"，他的处境无异于动物。当然也可以让主人公得一种致命的重病或遭遇一次丧失劳动力的重残，然后写他被家人厌弃的过程。但这样构思其艺术效果不如变形那样强烈。因为作为病人，他有口会说话，有眼睛会看人，不能当着他的面表现出对他的厌倦，或不给他送饭吃。而一只甲虫，既不会说话，也没有表情，他的孤独感就更加令人感到凄然了--以上是从社会学观点去看的。
如果从西方流行的"异化"观念去看，这篇小说也是写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一篇杰作。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在家庭里与父亲的关系确实是不和谐的，但与母亲关系是正常的，与他第三个妹妹特别要好。但卡夫卡却在一封信中说："我在自己的家里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现在卡夫卡通过《变形记》暗示我们：即使像他的妹妹那样爱着哥哥，但一旦这位哥哥得了一种致命的绝症，久而久之，她也会像小说中的那位女郎那样厌弃他的。这里，卡夫卡写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人的变形，也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写照。尤其是主人公变成甲虫以后，人的习性渐渐消失，而"虫性"日益增加，仿佛格里高尔异化出人的世界以后，倒是在动物的世界里找到"虫"的自我了。这样的写法是绝妙的。
在人与人之间还没有取得和谐关系的世界里，人的变形也是一种象征，一切倒霉人的象征：人一旦遭遇不幸（丧失工作能力的疾病、伤残、政治袭击等），他就不再被社会承认，从而失去作为人的价值的"自我"，成为无异于低等动物的"非人"。
在现代艺术创作中，变形是一种怪诞的表现手段，是一种创造"距离"或"陌生化"的技巧。按照美国美学家桑塔那那的说法，怪诞也是一种创造；它违背客观事物的表面真实，却并不违背客观事物的内在逻辑，因此它已进入现代美学的范畴，成为表现主义文学艺术偏爱的一种手法。表现主义文学创作强调从主观的内心感受出发，作品往往具有一种个人的真实性，这在卡夫卡笔下呈现为自传色彩。不仅主人公的身份（公司雇员）和心理（作为长子必须尽家庭义务）与作者近似，其他人物如父亲、母亲和妹妹几乎都可以与卡夫卡的家庭成员进行比较。

卡夫卡的《变形记》,卡夫卡描述了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大甲虫的荒诞情节，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生动而深刻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曾是格里高利的巨大甲虫就这样蜷缩在萨姆萨一家屋中的角落，经历了最初的恐怖之后，仍没有忘记他（它）曾是这个家庭至关重要的一员。他的母亲试图关心它却又不敢接近，他的父亲憎恶这个可怕的东西，屡次攻击它，伤害它，并在最终直接导致了它的死亡。唯独格里高利的妹妹，聪明的葛蕾特敢于接近并关心他，可却无能为力。最可怜的当属格里高利本人，他试图靠自己改变一切，甚至想重回职位，可在小说构建的被异化的环境中，一切抗争都变得徒劳。结果只是—— “‘当然死了。’老妈子说，一面用扫帚将格里高利的尸体远远地拨到一边去。”

小说在不可思议却又理所应当中进行着，隐藏在小说中的梦魇也由最初的一小点向四面八方铺设开，同时，心中却生起一股莫名的厌恶，自然不是厌恶这篇小说，而是对小说中潜台词的共鸣。如果说卡夫卡塑造的大甲虫及它身上的烂苹果只是给人以造型上的厌恶感，那么格里高利在这样一个被异化的社会环境中奇异的生活经历，则给人以心理上的厌恶。

文中人物的无助，那种被束缚在异化环境中的个人与四周那看不见摸不着但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力量，所作的毫无希望的挣扎，才是人厌恶之所在。为什么我们厌恶？因为厌恶即恐惧，恐惧我们的无助，我们的无能为力。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揭露的事实却破碎了我们的美梦，所以我们厌恶，可其实对象却是我们人类自己。

人与人的冷漠经不起现实的打击,文中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这样,那现实生活呢?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就充满了爱呢!如果仔细观察,你会惊讶地发现,现在的社会环境也不比文中好多少.金钱至上,杀人,抢劫……负面情况比文中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不少人根本没有把别人的生命当生命.山西煤窑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万幸这些不是现今社会的全部,万幸还是有不少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万幸我生长在荷花丛中,万幸国家领导人们也在不断的想方设法培育荷花.万幸……

用变形荒诞的形象，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所包围的绝望、孤立的个人，说明现代社会把人变成奴隶甚至“非人”的怪状。
故事安排格里高每天都要忙于赶车、研究火车时刻，正是现代人制定各种计划表，奔波劳碌的表现。格力高变为爬虫后很少迈出的小房间象征现代人正遭受的空间压抑感。
我觉得写格力高受老妈子戏弄的一段，还有在他妹妹弹琴时，他无意识爬出后遭他父亲痛殴的一段写得很是戏剧化。荒诞的东西放到真实里，就要添加很多东西，细节描写还有细腻的心理描写，这样就让人感受并不是完全不可信。读者就会按照作品的逻辑构成了一个似真非真的世界，这就是变形记的艺术魅力。《变形记》对人物心理刻画很成功，格力高自己的变化，还有身边人的变化。读来不禁让人感慨人心的荒凉以及亲情的淡漠。
卡夫卡很多小说都写得过于隐晦，《饥饿艺术家》和《变形记》是少有的易懂却寓意极深的佳作。

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作品评析
（1）人物和心理描写
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个小人物。父亲破产，母亲生病，妹妹上学。沉重的家庭负担和父亲的债务，压得格里高尔喘不过气来。他拼命干活，目的是还清父债，改善家庭生活。在公司，他受老板的气，指望还清父债后辞职。可以说，对父母他是个孝子，对妹妹他是个好哥哥，对公司他是个好职员。变成甲虫，身体越来越差，他还为还清父债担忧，还眷恋家人，甚至为讨父亲欢心，自己艰难地乖乖爬回卧室。这样善良、忠厚而又富有责任感的人，最终被亲人抛弃。格里高尔的悲剧是令人心酸的，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
小说用心理描写的方法刻画格里高尔这个人物。格里高尔过去的生活、变甲虫后的思想感情和个性特点，都是通过心理描写表现出来的。
小说用许多笔墨写了变形后格里高尔悲哀凄苦的内心世界，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甲虫，但他的心理始终保持着人的状态，他突然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时的惊慌、忧郁，他考虑家庭经济状况时的焦虑、自责，他遭亲人厌弃后的绝望、痛苦，无不展示了一个善良、忠厚、富有责任感的小人物渴望人的理解和接受的心理。只是这种愿望终于被彻底的绝望所代替，弥漫在人物心头的是无边的孤独、冷漠与悲凉。应该说，《变形记》的内在主线就是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心理—情感流动的过程，主人公变成甲虫后的内心感受和心理活动是小说的主体。小说用内心独白、回忆、联想、幻想等手法，去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他不断地回忆、联想过去和今后的事情，不时由于恐惧焦虑、痛苦和绝望而产生幻想、幻觉，并且在自由联想中经常出现时空倒错、逻辑混乱、思维跳跃等，具有一定的意识流特征。
格里高尔变甲虫后的心理变化大致是这样的。
a 格里高尔突然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
他惊慌、忧郁。他回忆过去的生活，怨恨自己的“累人的差使”，为还清父债而苦干。他清醒地想到起床，赶车上班去。父亲发现他变成大甲虫，露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赶他回卧室。他谦恭地恳求，尽快回屋，免得父亲生气。他忍辱负重，还不忘顺从父亲。
b 为家庭经济状况焦虑，自我责备。
格里高尔失业在家，过着甲虫生活，只能爬来爬去。但是，他为家庭经济状况焦虑，还想着给妹妹实现“美梦”。他想着，父亲老了，母亲生病，妹妹还只有17岁。他一听到家人出去做工挣钱，就“羞赧和伤心得浑身燥热”。他“受到了自责和忧愁的压抑”，“最后在绝望中，他觉得整个房间已经开始绕着他旋http://www.rixia.cc转起来，便掉下来摔在那张大桌子的中央”。
c 受重伤后，被亲人厌弃而绝望，心态走向平和。

一只苹果砸在背上，身受重伤，格里高尔终于被妹妹厌弃。妹妹一再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格里高尔“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他妹妹的意见还坚决呢”。格里高尔异常冷静，他在绝望而又平和的心境中死去。面对变形，面对亲人厌弃，面对死亡，格里高尔惊慌、痛苦、绝望，最终平静地死去。从这一点看，他还是一个清醒、坚强的人。
格里高尔的人格形象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挣钱养家，显示他忠厚、善良而富有责任感的个性，一是争取自由，还清父债而追求时来运转，自由独立，最终在无奈与平和中追求另外一种超脱——死亡。
格里高尔同家人应该互相热爱，互相帮助。可是，亲人们认为格里高尔不能再养家，把他看做累赘，最终抛弃了他。格里高尔死去，亲人们也不悲痛，反而去郊游。在资本主义社会，在机器生产和生存竞争的高压下，人被异化为非人，人的本性失落，甚至走向反面，人接受不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容纳不了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也是一种象征，象征人的异化，人性异化，人际关系异化。在金钱和私利面前，小说表现了两种异化：格里高尔的异化，人变成甲虫，本性也变了，从挣钱还清父债、争取独立自由变为安于甲虫生活的自轻自贱；以妹妹为代表的亲人异化，亲情变成仇情，善良变成冷酷。小说正是通过表现人的异化来反映资本主义制度摧残人性的社会本质。
（2）荒诞、变形和写实的艺术手法
小说描述了一个真实而荒诞的世界。“真实”是因为作者用客观冷静的写实手法，描写了主人公变形前具体的生活细节和变形后逼真的心理状态，使人感到他所处的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的世界；“荒诞”是因为故事的整体框架是以象征手法构建起来的，这个故事框架——人变成虫的逻辑结构本身是非真实的，它只是用来寄寓人在哲理意义上的生存状态，而不是对外部生活的真实模仿。作者不是让人们去接受人变成虫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去体察和领悟其超现实的精神状态和深层心理 —情感，去寻求荒诞中的本质。因此，人变成甲虫是人类精神世界遭致扭曲、异化的象征，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状态及其由隔膜所造成的孤独、绝望情感的折射。
格里高尔一夜间由人变成大甲虫，情节是荒诞的。情节发展，他与家人的冲突，更是荒诞的。甚至有的艺术细节也是荒诞的：一只苹果打在格里高尔的甲背上，陷了进去，一个多月，还烂在甲虫背上。
在日常生活中，一家人平平淡淡，温情脉脉，矛盾、人性都显示不出来。养家人格里高尔突然变成甲虫，失业了，还成了累赘。这个情节把矛盾激化了，冲突起来，个性、人性都立即显示出来。文学艺术是虚构的艺术，作家大胆想像，虚构出荒诞的情节，推动人物之间的冲突，表现人物的个性。母亲的无奈，父亲的狂怒，妹妹的厌弃，撕破了资本主义社会家庭表面温情脉脉的面纱，显示了人际关系的自私、冷漠和残酷，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和弱肉强食、唯利是图的社会本质。
荒诞、变形的情节为什么在读者的体验、联想中觉得真实可信呢?这是因为作者在整体荒诞的情节中运用了细节真实和心理真实的手法。写甲虫的行动，是符合甲虫的习性的；写甲虫的思想感情，是符合格里高尔这个人的言行逻辑的；写亲人的变化，也是符合社会生活的。这种荒诞、变形的艺术构思和写实的叙述方法的结合，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使作品荒诞得令人震惊和信服。
另外，《变形记》还有自身独特的叙述语调。在作品中，卡夫卡的叙述语调平静得近乎冷漠。人变成甲虫，本来是一个凄惨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但作者以不动声色、不动感情、不加议论的平静笔调写出，给人一种似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感觉，这不禁更加令人警醒：当可怕变得平庸时，平庸就成为了更加可怕的事实lbdvDY。由此激发读者去思索人的生存现状以及改变这现状的问题

提起卡夫卡的《变形记》，相信对于西方文学稍有了解的读者都不会陌生。对于大部分中国的读者来说，《变形记》是他们对于卡夫卡的第一次（也可能是完整）的认识。诚然，作为卡夫卡流传最广的作品，《变形记》一直被认为是作者的巅峰之作，也是西方文学史上少有的精品。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的鉴赏（甚至包括许多名家）将《变形记》解读为作者卡夫卡对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巨大控诉。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不尽然。私以为，一本好的文学作品，不应该也不能够被唯一的一种方式解读。在解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读者大可不必带着前人的感受去品读，尽可以以自己自己的想法得出自己的结论，之后再结合一些鉴赏，评论文章作为参考，请注意，仅仅是参考！人云亦云是对于一部伟大作品的极大侮辱。难道一些文学评论家会比作者自己更了解他的想法吗？

不过，读者也不必讲这种现象也看做是中国人的“特色”，不论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如果不能以独立的精神去解读文学作品，这样的错误都是在所难免的。英国的作家乔治奥威尔一直被认为是文学史上反对共产主义的先锋，其著作《动物庄园》和《1984》都认为是反共的代表作。《动物庄园》一书出版于1945年，从出版就有无数人将其与苏联联系起来，诚然，苏联的体制确实给了奥威尔灵感，他的《动物庄园》也预言了苏联未来的走向，然而，奥威尔本人确从未承认官方给予他的“反共”名号，相反，他多次指出他的作品写的是所有专制体制下的国家体制，并非针对某一种意识形态或国家，于是他将他在1949年出版的传世之作《1984》的故事设定在一个类似于英国的国家里，意在警醒英国，不要犯同样的错误。然而时至今日，奥威尔也没有机会取下官方送于他的巨大帽子，这位文学大家于1950年与世长辞，时年46岁。

相比奥威尔，在卡夫卡四十一年的人生中，他和他的作品从来没有得到过奥威尔那样的关注，然而他却和奥威尔一样，背负了太多不属于他自己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作为一个善良的，忠厚又富有责任感的人，再变成甲虫之后被家人抛弃，这场悲剧从生物学上异化了格里高尔，在精神上异化了他的家人，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摧残人性的社会本质。这种解读作为一家之言其实无可争议，但事实是，这种观点对于《变形记》的解读，已经成为主流，甚至是唯一的解读。在翻看网页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初中，高中生的教案上，无不明晃晃的写着卡夫卡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这种现象是很可怕的，如果将一部文学作品束缚在意识形态中，那么读者只能得到看似合理却完全不符合作者本意或者背离了作者的写作动机。

如果了解一点卡夫卡的生平，读者就会更加明白我的观点。卡夫卡一生不得志，他不幸福的童年更是在他成人之后化作他的梦魇一直伴随着他。卡夫卡的大部分文学作品以自己和家人作为原型，说白了，他很多的作品就是自己写给自己排忧的，引用卡夫卡自己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涂鸦之作”。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卡夫卡在自己的遗嘱里请求他的好友布罗德将自己所有的作品“毫无例外的付之一炬”。然而布罗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逐步整理并发表了卡夫卡生前所有的作品。其中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得不感叹如果好友遵照卡夫卡的遗愿，或许这世界上就会少了不只一位大文学家。言归正传，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卡夫卡的作品都是以自己和家人的故事作为原型，在书中的四个主要人物（格里高尔，父母萨姆莎夫妇和妹妹格蕾特）中，每个人物的原型都是卡夫卡和家人：西方的文学解读普遍认为《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就是卡夫卡自己，萨姆莎夫妇是他的双亲，妹妹自然还是妹妹。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简单逐一分析这四个人物，在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尝试找到作者的本意。

说格里高尔是卡夫卡并非空穴来风，在卡夫卡自己的书信中，他曾经其提起过在他长期被失眠折磨的时候，曾经痛苦的幻想着自己会成为家人的累赘。说到这，读过《变形记》的读者一定想起了书中对格里高尔心理活动的那段经典描写。书中的格里高尔在变成大甲虫之后，躲在黑暗中，默默的想着自己给家人带来的麻烦。很多人将这段理解为卡夫卡对不公正待遇的控诉其实是不够准确的，卡夫卡只是带着悲观的色彩写出了自己纯粹的感受而已。再说说甲虫，对于很多人来说，“硕大的甲虫”无疑是恶心的，是是人们所厌恶的，然而，对于卡夫卡来说可能并非如此，与卡夫卡来说，甲虫可能是自由的，是闲散的，甚至是值得羡慕的。在他早年出版的《乡村婚礼的筹备》中，他曾经描写的拉班去看望未婚妻，心理上却不承认这种关系，却又不愿意公开承认。于是他写道：“我只需把我穿了衣服的躯体打发去就行了。如果这躯体摇摇晃晃地走出我的房门，那么这摇晃并非表示胆怯，而是表示这躯体的虚空.......因为我，此刻正躺在自己的床上，平平的盖着棕黄色的被子，任凭从微微开启的窗户透进来的风吹拂。我觉得，我躺在床上的形态像一只大甲虫，一只糜螂或是一只金龟子......一只甲虫的巨大体型，对。然后，我就做出甲虫冬眠的样子，我把我的小细腿紧贴在鼓起的肚子上......。”这一段与《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起床时的状态几乎一模一样，卡夫卡不厌其烦的重复描写着被子和甲虫的样子。然后《乡村婚礼》和《变形记》中的甲虫的结果是不同的，前者中的甲虫存在于幻想，是快乐的；后者的甲虫却成为现实，是痛苦的。其中的原因可能归结于卡夫卡心理的变化，亦或是感叹梦想在现实中的处境。卡夫卡深刻的指出了梦想在现实中的“身不由己”，在描写格里高尔作为一只大甲虫的心理时，他并非如大家解读的一样一直表示出格里高尔伟大的人格，相反，他写出了变成甲虫之后的格里高尔甚至在某个时间里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人，卡夫卡写到“他已经到了忘记过去的地步了”。这里的原因可以归结于是长期的被孤立，但是不可否认这时的格里高尔偏爱腐烂败坏却不喜欢新鲜的食物，一点点声音也会使他抓狂。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在生理上成为虫子的“人”，还可能保持着心中的“人”吗？于是在最后的某时候，他变得自私了，不再考虑家人，而冲出房间，只为欣赏音乐。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文中萨姆莎先生这个角色。萨姆莎先生被解读为文中的反面人物。他因为儿子变成甲虫而不能养家而厌恶他，踢他，用苹果砸他，其中一个苹果嵌入了格里高尔的背上，成了他的致命伤。于是萨姆莎先生成为了社会残暴的代言人，然而事情是这样吗？其实不然，熟悉卡夫卡作品读者都会注意到，他作品中的“父亲”没有一个不是专横独裁，不满意儿子的。很多文学评论家在解读卡夫卡时提到了他的审父情结，却未对其有足够重视。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性格刚强，在家中是绝对的领导。卡夫卡从小就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判决》中的那个父亲判儿子溺死的故事，就是卡夫卡对父亲的控诉，没错，如果卡夫卡在文章中确实要控诉谁，那么那个“谁”就是他日夏养花网的父亲。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表达了自己的恐惧感，负疚感，并把这些归之于父亲的影响。卡夫卡三次订婚，又三次解约，这些事情都在《判决》中有所体现。相比较自己的父亲，和《判决》中的父亲，萨姆莎先生算得上一个“好父亲”了，他虽然倔强暴躁，却也不失对家人的维护，他维护自己的儿子，维护自己的女儿，但是在女儿和“甲虫”之间，他短暂的思考后就选择了女儿。其实，萨姆莎先生不是一个坏人，他也是这一切的受害者。

萨姆莎夫人的原型是卡夫卡的母亲。卡夫卡和母亲的关系并不错，但是卡夫卡的母亲在卡夫卡的成长中并未起到什么重要作用。文中的萨姆莎夫人爱护儿子，却从始至终又不能接受儿子变成甲虫的事实，这种看似矛盾的人物其实并不矛盾，萨姆莎夫人从来就只是一个没有独立思维的附属品，她附属于萨姆莎先生，她也附属于女儿。她不属于自己。

最后我们来看看妹妹格蕾特这个形象。人们不喜欢格蕾特因为不论哥哥对她有多好，她最后还是“背叛”了哥哥。对于卡夫卡来说，他的至亲之人是他的第三个妹妹，但是即使是这样，卡夫卡还是带着无比的悲观面对亲情。他曾在信中写到“我在这个家里比陌生人还有陌生。”问题在于，妹妹是应该指责的吗？看上去是的，格里高尔对妹妹百般呵护，在他变成甲虫之后，妹妹虽然没有放弃他，但还是渐渐冷漠了他，最后对父亲提出一定要送走这个大累赘。妹妹态度的转变代表了家人对格里高尔态度的转变，我们不能简答粗暴的认为这是因为格里高尔不再能为家中带来经济支持，我们应该更加谨慎的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对于家人来说，他们都知道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但是他们不能确定现在眼前的甲虫还是格里高尔。他们怎么知道格里高尔没有完全的变成一只动物呢？他们不能，因为格里高尔不会再说人话，他的饮食更接近动物，唯一可能代表他有人性的就是当家人进屋时他就躲在沙发上，可是家人如何不会会错意呢？更何况不论生活怎样，还是要继续，萨姆莎夫妇要考虑女儿的未来，格蕾特刚刚进入社会，更是要考虑自己，这时候的格里高尔就像莫泊桑笔下的“于勒叔叔”，是家人不能提起的人，试问，那个小伙子愿意娶一个家中藏着一只大甲虫的姑娘？（更何况大甲虫还是姑娘的哥哥！）于是，事情就只能朝着悲剧发展，格里高尔要么变回成人，要么被家人舍弃。这并不是对亲情淡薄的控诉，这只不过是所有人都会有的正常反应。

卡夫卡写的不是童话而是现实，童话中的王子变成青蛙后会找到公主，但是现实生活中的青蛙却只能默默无闻的死去。卡夫卡写的不是对意识形态的控诉，而是对于人性讨论。就像北大教授孔庆东在讲鲁迅的《祝福》提出的课题：谁谋杀了祥林嫂？有的学生说是鲁四老爷，有学生说柳妈，有学生说是封建的思想，有学生说是“我”......每一种说法都有道理，但并非完全准确。其实在杀害祥林嫂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每个人也都不致命，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大概就是杀害祥林嫂的真正凶手，毕竟，如果你怪罪与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却没都像祥林嫂一样。《变形记》也是一样，萨姆莎先生苹果杀不死格里高尔，“罪恶的体制”也一样，每个人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格里高尔自己也不例外。于是再说说《变形记》的价值，除了卡夫卡自己对于亲情的悲观控诉之外，恐怕最大价值应该是其文学上的，这种荒诞写作手法是特殊的，让人耳目一新；它写出了其实在一个微观世界里，面对灾难的最简单反应，这种反应是普遍的，不受意识形态左右的，不论发生在哪里，结果大抵是相同的，因为很简单，卡夫卡写的是人性，是活生生的人在社会中生活。

如同美国作家奥登所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这样说来，可能传统观点对于《变形记》的评价有些过高了，不可否认《变形记》是一部好作品，但其价值却不如卡夫卡的另外一篇短篇小说《司炉》来的深刻。

说了这么多，读者大概会惊叹，“原来这篇文章不是推荐我去读《变形记》的！”不尽然，如我前文所说，《变形记》是一篇不可多得好作品，但在这片文章中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对于《变形记》的分析来强调如何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独立的思考，抛砖引玉，希望或多或少使诸君有所感悟。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性作品，也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经典之作。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一般把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归入“表现主义文学”中。
著名外国文学学者袁可嘉先生指出：“现代派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4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4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这4种关系的全面异化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腐蚀作用所造成的，它们是在它的巨大压力下被扭曲的。现代派文学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也正在于此。”(《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前言》第5页，袁可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我以为，袁可嘉先生的这一论述是深刻的、全面的，抓住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本质特征。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来分析一下《变形记》的思想内容。
18、19世纪的作家一般是从社会人的角度去揭示、批判具体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如****政体、官僚政治、道德堕落等等，目标比较具体明确。而卡夫卡这些现代派作家，则是从个人的、人性的角度去揭示和否定整个社会，目标是笼统的、抽象的、全面的。这就比现实主义作家的揭露更加尖锐、彻底。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大甲虫，造成人变虫的深层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严酷和劳动本身的机械、繁重。公司老板严密地统治着整个公司和每一个雇员，秘书主任时刻监督着每一个员工的行动，就连医生也是一味站在老板一边，从不会为员工说话。职业呢?是旅行推销员，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每天4点钟就得起床赶火车，成年累月在外奔波，饮食很差又不定时，由于工作关系，连个知己的朋友也没有。弄得晕头转向，“痴痴呆呆”。格里高尔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份职业。这环境是具体的，但更是抽象的、普遍的，绝大多数人所每天面对的。人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逐渐变得麻木、机械、萎缩，成为工具、成为“非人”。人变甲虫，是多么荒诞的事情，但又深刻而尖锐地表现了社会与人之间一种可怕的“异化”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社会是强大的，而人是被动的、软弱的。
再看《变形记》中对人与人关系的描写，这是小说的重心所在。格里高尔在父亲的公司破产、全家处于困顿的境况下，去当旅行推销员，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在家里是受到尊重和爱戴的。当一个人被人依赖时，他与别人的关系自然会处于正常状态。但格里高尔一朝成了大甲虫，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兄妹关系突然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显示出一幅极端自私、冷漠、残酷、无法沟通的可怕图景，亲情、伦理之情荡然无存。格里高尔虽然成了甲虫，但作为人的思想感情还在。他为不能按时上班而着急，他为老板要炒他的“鱿鱼”而焦虑，他为父亲暗暗地存了一笔钱而欣慰，他为妹妹明年上音乐学院的事而筹划，他为今后一家人的生计而忧心……这是一个善良、勤劳、正直、有责任心的优秀青年。但专横暴躁的父亲却全忘了昔日的父子之情，害怕“家丑”外扬，要把他赶回房间关起来。他甚至怀疑儿子会对家人采取暴力行为，而恫吓他、用苹果砸他，想致他于死命。慈父之爱在他身上已消失殆尽，暴露出来的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母亲对儿子的感情似乎要深一点，她同情儿子遭受的厄运，她不能接受儿子变成甲虫的事实，因此悲痛欲绝，但她内心已把儿子当作一个沉重的累赘了。更可恨的是妹妹葛蕾特。哥哥最喜欢他，时刻想的是她的快乐、前途，当哥哥最初变形后，她尚能做一点照料工作，如打扫房间、送饭等。但时间一久，她就再也“受不了了”。她痛哭着向父亲请求：“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他必须离开这儿”。并狡猾地辩解说：这只大甲虫并不是格里高尔，如果是的话，他就应该“自愿跑掉”。这实际是在暗示格里高尔。她还无中生有地说：格里高尔会“要了你们俩(指父母亲)的命”，他在“迫害大家”，“想占领整幢寓所”。这一番歇斯底里的哭诉，把她内心的自私、狡黠、冷酷暴露得淋漓尽致。格里高尔对一家人的言语行动，并没有惊诧，也没有愤怒，而是用一种清醒的、“平和”的、“沉思”的心态，接受了这种事实。他一边“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一边悄悄地死去了。他的死，使萨姆沙一家如释重负，大家沐浴着三月的春风，一身轻松出外郊游去了。格里高尔的死并没有影响了别人的生活。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维系人际关系的是金钱、利益，这种维系一旦断裂，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了对峙、冲突、隔膜、猜忌、残杀。卡夫卡用冷漠的笔调，描写了一幅冷漠的人间图画。

《变形记》读后感
今天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觉得心中的压抑感像巨石一样压在我的身上。拘束，压抑，扭曲，种种感觉把我捆住了，周身动探不得，仿佛变成甲虫的不是哥里高尔而是我，是我拘束在巨大的皮沙发下，动探不得。
曾经见过卡夫卡的照片。还是蛮帅气的，只是一双大大的眼睛中，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绝望？远远不止。许是扭曲的绝望吧。他，是被一生的孤独所造就的巨人；他，站的太高太高，他的眼睛从我们所无法达到的高度往下俯瞰，看到了整个人类的绝望。
《变形记》，以一种绝望的笔调开头。主人公在一夜好梦结束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全家都因此惶恐。还不够绝望吗？我以为这就是最绝望的事。不单单如此，绝望之中还有孤独：一个人的孤独，一家人的惶恐，全人类的绝望。惶恐之后，余下的办法只有一个--------接受。习惯了就好。到这里，在绝望的大山中似乎看到了一块希望的石头。淡淡的爱意出现了，妹妹细心的照顾，母亲温暖的语言，都让主人公看到了一阵阵的温暖。主人公也很知自己的情况，默契的陪和着。开篇紧张的节奏渐渐慢了下来，事情又得到了缓解，让人开始浮想联翩：也许，哥里高尔还会再变回来的，生活还会恢复原状。可卡夫卡不这么认为。我看到的只是光明，而卡夫卡看到的却是全貌。熟悉，不过是厌倦的第一步，稍稍熟悉之后，无限的厌倦就在前面。终于，经济上的重负让这个家疲惫不堪也狼狈不堪，心理上的重负让哥里高尔越来越多的做出他不该做的事-------绝望终于把他逼疯了。他想克制，又无法克制。理智已经无法战胜本能。对过去的回忆已经占据了一切。他虽然拥有甲虫的外壳，但他还有一颗人类的心，只要他在世界上还存在一刻，他就仍然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他无法忍受别人把他当作恶心的爬虫，他渴望自己像原来一样！但是，他又对曾经日夏养花网的生活充满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又使他有些爱上了现在的状况。矛盾，是矛盾让他心力交瘁，是矛盾让他死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人物，哥里高尔，他就是卡夫卡的真实写照。卡夫卡不仅仅在写小说，他在写自己，在写自己的生活。
除了主人公，他的妹妹也是卡夫卡着力表现的人物。不像劣等小说那样，把他妹妹塑造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在《变形记》里，每个人都是普通的，社会基层的小人物。他们都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小市民。他们的爱是建立在生存和金钱的基础上的。当自己的生活美满时，他们会去爱别人，关心别人，照顾别人。但是，一但别人破坏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梦想时，爱就不副存在了。余下的，只是血淋淋的冷酷。从主人公妹妹上的变化上，这一点表现的入木三分。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也看出来卡夫卡不可估量的天赋。
小说的结尾是耐人寻味的。从结尾中，可以看到不止一种感情。哥里高尔在挣扎中死去了，生活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也许，比原来还要美好，在哥里高尔妹妹的跳跃中，哥里高尔被忘记了。不，这个人就不曾存在，以前的生活，不过是幻觉。在一场闹剧过后，生活又滑回了原来的轨道。而他，哥里高尔，不过是萨姆沙一家生活中慢慢划过的一道流星……
这是寓言，还是梦魇？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究竟是预示了一个未来，还只是偶然的一场恶梦？主人公究竟是什么，一只大甲虫？还是格里高利?萨姆萨？无数的疑问，伴随着这篇荒诞不经的旷世奇作的展开而展开，进行而进行，结束而延续。
最初的荒诞不仅体现在主人公格里高利无端地变为一只大甲虫，而更在于他似乎完全不理解自己的处境，甚至还以为自己能够生活得依旧正常，对于别人的态度巨变毫不理会。可试想世上谁人能自己一觉之后变成一只甲虫后不大惊失色，格里高利这种失常的浑然不觉，使小说中随着故事的开展而逐渐弥漫开的荒诞更甚于人变虫的异象。
小说在不可思议却又理所应当中进行着，隐藏在小说中的梦魇也由最初的一小点向四面八方铺设开，同时，心中却生起一股莫名的厌恶，自然不是厌恶这篇小说，而是对小说中潜台词的共鸣。如果说卡夫卡塑造的大甲虫及它身上的烂苹果只是给人以造型上的厌恶感，那么格里高利在这样一个被异化的社会环境中奇异的生活经历，则给人以心理上的厌恶。
曾是格里高利（或许现在还是？）的巨大甲虫就这样蜷缩在萨姆萨一家屋中的角落，经历了最初的恐怖之后，仍没有忘记他（它）曾是这个家庭至关重要的一员。他的母亲试图关心它却又不敢接近，他的父亲憎恶这个可怕的东西，屡次攻击它，伤害它，并在最终直接导致了它的死亡。唯独格里高利的妹妹，聪明的葛蕾特敢于接近并关心他，可却无能为力。最可怜的当属格里高利本人，他试图靠自己改变一切，甚至想重回职位，可在小说构建的被异化的环境中，一切抗争都变得徒劳。结果只是——“‘当然死了。’老妈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说，一面用扫帚将格里高利的尸体远远地拨到一边去。”
荒诞情节中生出的梦魇与蒙克在其著名画作《尖叫》中那现代式的忧虑极为相似。美国作家W?H?奥登说：“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文中人物的无助，那种被束缚在异化环境中的个人与四周那看不见摸不着但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力量，所作的毫无希望的挣扎，才是人厌恶之所在。
为什么我们厌恶？因为厌恶即恐惧，恐惧我们的无助，我们的无能为力。我们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强的力量，我们几乎改变一切，无助似乎是不应该的。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揭露的事实却破碎了我们的美梦，所以我们厌恶，可其实对象却是我们人类自己。卡夫卡作品含有的空虚、固执的怀疑，向前追求一种无信仰的安全感，这种焦虑，正是人类文明千百年发展中不曾除去的隐痛。这种痛楚并没有因为文明的日趋完善，人类改造能力的日益增强而减弱，反而愈加凝重。
或者换言之，我们什么也没有改造成功。作为对人类改造的回报，一次次的自然灾害，疾病横行，真是对人类莫大的讥讽。我们改造了什么？曾经，我们将树木一棵棵伐去，盖上摩天巨楼，并惊呼，我们创造了新世界。可转瞬，我们却又不得不一株株地种上。毁屋种树，退耕还林，一切依旧是原样，什么都没变。
此刻，个体的无能为力被扩大为群体，可在浩渺无垠的嚣嚣尘世中，群体又退化为个体。如此这般，和谐只能是唯一的出路。我们无权选择自然，而自然却在选择我们。
和谐共处，无论是人与人，还是人与自然，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继续无能为力。

故事的发展似乎合情合理，就象生活一样，平淡无奇而又真实无比，仿佛发生自己身边的片断一样。随着格里高尔---家庭的经济支柱的倒塌，一家人不知所措，不得不外出就业或是重操旧业---“父亲在银行里帮小职员们买早点，母亲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替陌生人缝制内衣上，妹妹听从顾客的命令在柜台后面急匆匆地跑来跑去”。为了生计，他们采取了一切穷人应该做的一切：辞去了保姆，出租了本就不大的公寓，典当了那些曾经为之自豪的手饰。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

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正值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高潮时期。他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可以说是表现主义的典型之作。表现主义的创作主张是遵循“表现论”美学原则而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模仿论”原则相对立的。它反对“复制世界”，即不把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作为真实的依据，而主张凭认真“观察”和重新思考去发现或洞察被习俗观念掩盖着的，而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真实。为此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把描写的客观对象加以“陌生化”的处理，以造成审美主体与被描写的客体之间的距离，从而引起你的惊异，迫使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探悉同一个事物的本质。这种艺术手段通称“间离法”，在布莱希特那里叫作“陌生化效果”。《变形记》的变形即是一种间离（或“陌生化”）技巧。作者想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是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之所以亲亲热热，因为互相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维系着，一旦割断这种关系，则那种亲热的外观马上就消失而暴露出冷酷和冷漠的真相。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所揭示的：“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可谓一针见血。你看，当格里高尔身体健康，每月能拿回工资供养全家的时候，他是这个家庭里一名堂堂正正的而且受人尊敬的长子。

但当他一旦患了不治之症，失去了公司里的职务，因而无法与家庭保持这种经济联系的时候，他在家庭里的一切尊严很快被剥夺干净，甚至连维持生命的正常饮食都无人过问。

他变成“非人”，他的处境无异于动物。当然也可以让主人公得一种致命的重病或遭遇一次丧失劳动力的重残，然后写他被家人厌弃的过程。但这样的构思其艺术效果不如变形那样强烈。因为作为病人，他有口会说话，有眼睛会看人，你不能当着他的面表现出对他的厌倦，或不给他送饭吃。而一只甲虫，既不会说话，也没有表情，他的孤独感就更加令人感到凄然了——以上是从社会学观点去看的。

如果从西方流行的“异化”观念去看，这篇小说也是写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一篇杰作。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在家庭里与父亲的关系确实是不和谐的，但与母亲关系是正常的，与他第三个妹妹特别要好。但卡夫卡却在一封信中说：“我在自己的家里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现在卡夫卡通过《变形记》暗示我们：即使像他的妹妹那样爱着哥哥，但一旦这位哥哥得了一种致命的绝症，久而久之，她也会像小说中的那位女郎那样厌弃他的。这里，卡夫卡写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人的变形，也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写照。尤其是主人公变成甲虫以后，人的习性渐渐消失，而“虫性”

日益增加，仿佛格里高尔异化出人的世界以后，倒是在动物的世界里找到“虫”的自我了。这样的写法是绝妙的。

在人与人之间还没有取得和谐关系的世界里，人的变形也是一种象征，一切倒霉人的象征：人一旦遭遇不幸（丧失工作能力的疾病、伤残、政治袭击等），他就不再被社会承认，从而失去作为人的价值的“自我”，成为无异于低等动物的“非人”。

在现代艺术创作中，变形是一种怪诞的表现手段，是一种创造“距离”或“陌生化”

的技巧。按照美国美学家桑塔那那的说法，怪诞也是一种创造；它违背客观事物的表面真实，却并不违背客观事物的内在逻辑，因此它已进入现代美学的范畴，成为表现主义文学艺术偏爱的一种手法。

表现主义文学创作强调从主观的内心感受出发，作品往往具有一种个人的真实性，这在卡夫卡笔下呈现为自传色彩。不仅主人公的身份（公司雇员）和心理（作为长子必须尽家庭义务）与作者近似，其他人物如父亲、母亲和妹妹几乎都可以与卡夫卡的家庭成员进行比较。

　　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正值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高潮时期。他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可以说是表现主义的典型之作。表现主义的创作主张是遵循“表现论”美学原则而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模仿论”原则相对立的。它反对“复制世界”，即不把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作为真实的依据，而主张凭认真“观察”和重新思考去发现或洞察被习俗观念掩盖着的，而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真实。为此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把描写的客观对象加以“陌生化”的处理，以造成审美主体与被描写的客体之间的距离，从而引起你的惊异，迫使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探悉同一个事物的本质。这种艺术手段通称“间离法”，在布莱希特那里叫作“陌生化效果”。《变形记》的变形即是一种间离（或“陌生化”）技巧。作者想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是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之所以亲亲热热，因为互相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维系着，一旦割断这种关系，则那种亲热的外观马上就消失而暴露出冷酷和冷漠的真相。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所揭示的：“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可谓一针见血。你看，当格里高尔身体健康，每月能拿回工资供养全家的时候，他是这个家庭里一名堂堂正正的而且受人尊敬的长子。但当他一旦患了不治之症，失去了公司里的职务，因而无法与家庭保持这种经济联系的时候，他在家庭里的一切尊严很快被剥夺干净，甚至连维持生命的正常饮食都无人过问。至于那些邻人，比如那三家房客，更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了他。这就等于，他从人的世界里被踢了出来，变成“非人”，他的处境无异于动物。当然也可以让主人公得一种致命的重病或遭遇一次丧失劳动力的重残，然后写他被家人厌弃的过程。但这样的构思其艺术效果不如变形那样强烈。因为作为病人，他有口会说话，有眼睛会看人，你不能当着他的面表现出对他的厌倦，或不给他送饭吃。而一只甲虫，既不会说话，也没有表情，他的孤独感就更加令人感到凄然了——以上是从社会学观点去看的。
　　如果从西方流行的“异化”观念去看，这篇小说也是写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一篇杰作。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在家庭里与父亲的关系确实是不和谐的，但与母亲关系是正常的，与他第三个妹妹特别要好。但卡夫卡却在一封信中说：“我在自己的家里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现在卡夫卡通过《变形记》暗示我们：即使像他的妹妹那样爱着哥哥，但一旦这位哥哥得了一种致命的绝症，久而久之，她也会像小说中的那位女郎那样厌弃他的。这里，卡夫卡写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人的变形，也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写照。尤其是主人公变成甲虫以后，人的习性渐渐消失，而“虫性”日益增加，仿佛格里高尔异化出人的世界以后，倒是在动物的世界里找到“虫”的自我了。这样的写法是绝妙的。
　　在人与人之间还没有取得和谐关系的世界里，人的变形也是一种象征，一切倒霉人的象征：人一旦遭遇不幸（丧失工作能力的疾病、伤残、政治袭击等），他就不再被社会承认，从而失去作为人的价值的“自我”，成为无异于低等动物的“非人”。
　　在现代艺术创作中，变形是一种怪诞的表现手段，是一种创造“距离”或“陌生化”的技巧。按照美国美学家桑塔那那的说法，怪诞也是一种创造；它违背客观事物的表面真实，却并不违背客观事物的内在逻辑，因此它已进入现代美学的范畴，成为表现主义文学艺术偏爱的一种手法。
　　表现主义文学创作强调从主观的内心感受出发，作品往往具有一种个人的真实性，这在卡夫卡笔下呈现为自传色彩。不仅主人公的身份（公司雇员）和心理（作为长子必须尽家庭义务）与作者近似，其他人物如父亲、母亲和妹妹几乎都可以与卡夫卡的家庭成员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