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姓名和现代人的姓名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古代人的名字和现代人的名字不一样呢?
古人的全称分:姓,名,字,号。并且名字不是人人都有的,姓名和字号是体面人才有的。
现代人更民主了,也随便了。
总之就是价值观和风俗,习惯不一样导致。
古代人是如何取名的?跟现代比,有什么区别?
在古代,人的姓名规定是有一定讲究的,如果是男子就要跟随父亲的姓名,然后取名。如果是女子生在一个大户人家,那么也会有自己的名字,但是一个女子生在一个贫寒的人家,那么她就没有自己的姓名,只有嫁到夫家之后,才会取一个在夫家的名字。而且在古代取名也是具有阶段性的讲究。
因为男子或女子成年之后,会给他们的名字取一个字,这个字是用在正式的场合中使用的。比如李白,李白姓李,名白,字太白。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取字以后的名字才是更加正式的,而名就是在家中或熟悉的人所称呼的。而且我们现代人取名字需要跟父姓,而且现代取名和古代取名的方式也是非常不同的,因为是现代社会有的可以用父亲的姓,也有可以用母亲的姓,这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同时名字一出生之后就可以取名,并不会根据人的尊卑来决定,而是一出生之后就会有名字。
在古代取名字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一个人的名字能够提升文化含义和素养,同时名字本身也是给人一种暗示,如果这种暗示是积极的,那么就会对人的事业进行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在古代起名字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名字是人的代号,所以在名字中也会寄托一些情感,所以会有很大的意义,而且名字起得好,也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古人的称谓远比现代人的复杂,因为他们的姓名有字又有号。而且名字的字号是并存的,要适应人的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需要,同时也需要增添一些新的内容,所以古人取名字是非常复杂。时代是在进步的,所以取名是会有差异性的,然后如今的社会,人们的思想是更加平等化,所以要比古代好很多。
时由父母命名,供长辈呼唤。
古人有身份的人才有字。《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jí)而
字”,就是说不管男女,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供他人称呼。一般人
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
名和字一般在意义上存在一定的联系。
1)同义反复,如屈原,名平,字原(宽阔平坦之意);诸葛亮字孔明;
2)反义相对,如晋大夫赵衰(减少意),字子馀(增多)。
3)连义推想,如岳飞,字鹏举;白居易,字乐天。
号是名和字以外的称号。古时,人们为了尊重别人,一般不直呼其名,也不称其字,而称其号。
号和名不一定有意义上的联系。如陆游号放翁,陶潜号五柳先生,苏轼号东坡居士。
请记住下列古今文人的字和号
1)、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野老
2)、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
3)、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古代的姓名,字号与现代的姓名,字号有什日夏养花网么不同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日夏养花网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详、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字号相当于小名 只有亲近的人才称呼字号
今人所说的“名字”与古人所说的“名字”区别于何处?
古人认为,人的名字里存储着人的一生命运的全部信息,是沟通天地万物的枢纽,体现着人与自然血肉契合的直觉意识,一个人的名字绝不仅仅是一个人区别其他人的代号,因此,古人十分看重名字。
大家都知道“弄璋之喜”与“弄瓦之喜”,亦即“弄璋”是生的男孩,“弄瓦”生的是女孩,但不管男孩或女孩,起名字都是很“郑重其事”的家中大事。古人起名字讲求“易记性”,但更重视“有讲究www.rixia.cc”和“有意义”。
古人起名字有“男自《楚辞》,女自《诗经》之说”。历史上文人学士的名字多数取自经、史、子、集。可是,一个人的名加上古人习用的字,总共也不过两个字、三个字,最多也是四个字,有怎么能将一段文意或一个典故概括成两三个字变成名字呢?
笔者在书上看到这样几个例子:晋代潘岳字安仁,取自《论语雍也》:“仁者乐山。”又《里仁》:“仁者安仁”。岳字是山的意思,所以,“安仁”与“岳”相应。南宋李兼字孟达,取自《孟子尽心上》:“穷则独身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清代戴震字东原,取自《易说卦》: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可见,以上名字都是取自经、史、子、集,大都取材广,立意高,内涵丰富,还不乏艺术性。汉语具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可视性,如果汉字不是一词一音节,记录汉语的汉字也是一字一音和词有定字,那么这种名字组合是无法存在的。
比较有趣的是明清两代的小说家,利用姓名用字的语词义和汉字能离析组合以及同音字、形似字的特点,给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尤其以大家所熟悉的《水浒传》最为典型,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每人都有一个响当当让人记忆尤深的称呼:“黑旋风李逵”“浪子白条张顺”“花和尚鲁智深”,特别是军师“智多星吴用”,让一个吴(无)用的人当军师,有意思。
那么,今人起名字应该有什么禁忌呢?有人会问取名是个人家的事儿,还应该有什么限制吗?回答是肯定的。应该了解,名字是在人类社会形成以后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为了交际交流,就需要给每个人一个代号,以供彼此称呼和区分。因此,社会性是名字的基本属性,称呼与区别是名字的基本功能,这两点决定了名字不仅仅是个人事,而必须受社会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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