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贵君轻
孟子看到了人民力量不可忽视，认为统治者只有得民心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孟子“民贵君轻”的提出，继承了西周以来的“重民轻天”思想。孟子“民贵君轻”的主张，虽然在主观上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为统治者着想，但它也是当时的客观情况在孟子思想上的反映。孟子是剥削阶级中看到人民的力量并引起很大重视的 思想家。使得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注意民生，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民本思想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意义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天下大乱、兵戈不息、民不聊生的时代，当时诸侯国所实行的大多是霸政暴政。孟子继承孔子“仁民爱物”之说，生发出淑世救民的心愿，奔走于列国之间，游说于诸侯之殿，力谏君主施行仁政。他正告天下“民贵君轻”，将先秦时代的重民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孟子重民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孟子是儒家重民思想的完成者，后世的重民思想始终并未脱离孟子重民思想的基本框架。孟子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完整、系统的重民思想体系，将先秦时代重民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重民思想中民贵君轻、利民富民、教化百姓、取信于民的成分也多为后世所吸收和转化，成为有益成分。汉代的陆贾以儒家的仁义学说为主，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董仲舒的重民思想在对传统孔孟思想加以集成的基础之上，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指出要限制君主权力，重视民众地位，特别是他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中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源于统治者不能实行仁政德治，他还主张限制土地兼并，保证民众生存。唐代的柳宗元主张以儒家的仁政德治来治理国家，实现“以尊天子，以和百姓”（《非国语宰周公》）的社会理想，他要求当权者体民情，改善民生，兴利除弊，重视民众在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定中的作用。这些例子不胜枚举，突出地说明了孟子重民思想对后世的广泛影响。
　　第二，孟子重民思想在实践上表现为后代君主（特别是一个朝代前期的明君）对于仁政的重视。通过对孟子所处的历史背景的考察我们发现，孟子重民的建议和主张是在君主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君主制真谛的情况下完善君主制度的思想。一旦这种君主制度完善了，君主们掌握了如何为君、治民的方略，重民思想也就应该歇息了。到那时重民思想便主要是在封建政治出现严重偏差时被后人用为批判最高统治者的武器或者是新的王朝开国之初施政的基本思想。唐朝的“贞观之治”即是一例。唐期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褚遂良等人通过得力有效的治国措施，实现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贞观时期君臣的嘉言懿行和治世伟绩为后世所称颂。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亲身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战争，认识到积蓄在民间的巨大力量，他们深知国家兴亡的内在原因，善于汲取历代覆灭之教训，纠正自身为政之失。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本人作为知识分子通晓儒家经典精义，熟悉治国安邦之要，能够采取切实有效的方略，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唐太宗明白，“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谓也”（《贞观政要政体》）。足见他对民众的重视程度。此外他致力于减轻民众负担，惩治腐败贪婪，从善如流，乐于纳谏，使用德才兼备之人，不能不说是他从孔孟那里获得了有益的启示。
　　还有一个看似比较矛盾的例子。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极为专制的皇帝，在他手中废除了宰相制度，也在他手中删节和禁止了《孟子》中有关的重民思想，尤其是赞美汤武革命的论述。但是朱元璋只禁止重民思想中对皇权极富挑战性的部分，而对温和的爱民思想不仅不反对，还亲自实施和弘扬。他说：“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朕则不然，凡出一行一事，兢兢业业，唯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善为政者，赋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苦”（《太祖实录》），这些都体现了他对民众的重视。
　　总之，历代开国之君往往都能适时地采取一些进步政策，以求饱经战乱的政局得以稳固。并且，这些政策中也大多体现出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因为统治者明白，只有争取民心，才能稳定政局，最终发展生产，维护王朝统治。
　　第三，仁政重民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建立在唯心主义性善论的基础之上，这造就了中国古代思想里期盼道德高尚的贤人实行仁政的传统，同时普通的民众受着传统仁义礼智信的约束，更多的表现为消极地顺从。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注重对重要历史人物的介绍，而较少地关注普通民众的政治思维，这一方面是因为普通民众所留下的可以称得上思想史料的少之又少，仅有的一些材料也往往只能从小说、稗史、杂抄、话本等中去爬梳寻找，而历史人物往往流传有著作，后世的研究者很容易从中获得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在一般的研究者看来对普通民众的政治心态进行研究意义不大，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不过，近些年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有一股思想研究的触角下移的清新之风，一些研究普通国人政治心态的著作应运而生。这些著作中往往把“清官明君”意识和顺从忍耐当作中国人的标准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来的普通民众由于地位比较低下，手中没有什么权力，自身的利益很难得到应有的保障，往往会选择逆来顺受。另一方面，孔孟儒家宣扬仁义之政，寄希望于君主和大小官员们关注民生，从民众的疾苦出发，采取一定的仁政措施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基础。这种双向作用的结果便是逆来顺受的民众寄希望于圣贤君相施行仁政以救自己于水火之中，对此台湾学者杨国枢在《中国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喜欢把地位较高的人权威化；而且一个人一旦成为权威之后，在下的人就要对他无条件地服从。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维系团体内部的和谐，以达到稳定社会的最终目的。 ”这种可以被称作“集团主义的行为模式”往往造成个人行为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个人只有对权威和传统低头，只有在集团所承认的路线上谋求发展。 ”（文崇一：《从价值取向谈中国国民性》）孟子对于这种性格的形成确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孟子继承孔子的仁，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义，把仁与义并举。“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至于什么是仁义，他则用“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来说明两者的内涵。在他眼里，父子关系上表现为仁的开端，君臣关系上表现为义的开端。这两种关系如果处理不好，那么一个人也就不能被称作是善的了。如此一来，儒家开辟了用道德约束个人行为的路径，经过孔孟之后儒者的改造终成“三纲五常”的纪纲。
　　第四，一些进步思想家或政治家根据需要，对孟子的重民思想进行解释或发挥，使之成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重要理论武器，特别是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www.rixia.cc思想家们以往往从孔孟那里吸取重民的素材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不可否认，儒家的思想系统中始终在调和“重民”与“尊君”这一对矛盾。不过，在汉代以降，“‘尊君论’色彩较先秦原始的儒家更深厚。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董仲舒赋予尊君论以神学的色彩，提出天人感应的学说，并推导出对中国思想领域影响更为深远的“三纲五常”。这样一来，中国古代思想中重民的政治文化便与伦常的政治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掣肘，使民众的自由始终被限定在无形的道德网络之中。宋代的理学家们以更加富于思辨性的理论体系为君权神圣做论证，将“君为臣纲”归结为天理。这样一来君权日益强大，直到明清时期中国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而民众始终处在被压抑的状态之中。虽有历代农民起义作为民众反抗的标本，但起义本身并没有打破固有的政治格局。历史发展到明清之际，明末的政治黑暗和清朝初年的高压政策特别是明末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进一步开拓了士人的视野，此时的民本思想“不仅反对坏皇帝，而且反对一切皇帝，不仅讲民享，而且讲民权。这一新民本思想不仅优于秦汉以降的大一统专制条件下以尊君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而且也优于先秦时代争强斗狠时期以民为国本、反对专制为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 ”（韩锴：《中国民本思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继承了孟子民贵君轻的重民学说，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光辉命题。他以反对君主专制为前提，肯定了民众的主体地位，这一思想是对中国历史上君权至上观念的否定，显示了明清之际先进的知识分子民主意识的朦胧觉醒，为二百多年后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开了一个好头。此外，顾炎武主张君民平等、重视教化民众，王夫之“即民见天”、正视民众欲望，唐甄“民惟邦本”等思想也多多少少地继承并发扬了孟子的重民思想。
　　从民本思想的发展上来看，孔子总结了殷周以来的重民思想，发展了春秋以来的仁的思想，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民本学说，他主张“泛爱众”，但并没有明确提出民本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又建立了一套以“仁政”为核心的重民思想体系，鲜明地提出了重民思想，论述了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日夏养花网作用，阐明了君权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直接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突出强调了爱民、重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外，他的重民思想还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总之，孟子的重民思想对中国民本思想的文化宝库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寡人之于国也》中孟子仁政思想的具体内容是说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部分让梁惠王自己提出疑问，从梁惠王自己标榜的尽心于国的表现赈灾救民人手分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赈灾救民是它最基本的任务，最大限度地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使其乐其所为，这当然是仁政的具体表现。

第二部分孟子采用了“引君入瓮”的论辩方式，让梁惠王承认了自己与邻国之政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没能实行仁政。

第三部分孟子论述了使民加多的途径则为实行仁政。基本途径包括不违农时、发展生产、解决百姓吃穿问题。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解决精神文明问题。在解决了百姓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要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发展丝织业，让五十岁的人就穿上丝绸衣服，发展畜牧业，让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发展教育事业，让孝悌之理深入民心，人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从而推而广之。

《寡人之于国也》是《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章，是表现孟子“仁政”思想的文章之一www.rixia.cc。论述了如何实行“仁政”以“王道”统一天下的问题。“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孟子的治国思想：“民贵君轻” 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本思想命题。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诸侯混战、民不聊生的乱世，孟子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努力宣传他的民本思想，反对战争，反对暴政，希图建立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的统一国家（天下）。 从民贵君轻的论断出发，孟子呼吁各国统治者实行他的仁政主张，认为行仁政以统一天下既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又极富效率性。仁政的承担者主要是君。孟子对君主的资格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君主的权力也作了种种限制，形成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君主理论。 孟子主张君主应重民爱民，与民同乐；制民之产，以礼乐教化民众；关注民生，做好社会保障工作。这一整套获取民心的措施就是仁政。仁政和民本是一体之两面。仁政是民本思想的必然结论，重民、爱民则是仁政的核心内容。从民本的立场出发，必然要求君主实行仁政，而只有行仁政的君主才是合格的君主。 来源：国学

　　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日夏养花网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第二，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 “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罔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 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孔子主张“仁道，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不是董仲舒所谓的 “君臣之道”。
孔子的治国理想就是“上下一心，百姓平安，社稷太平，帝王要爱护并且对自己的臣民很宽厚，而臣民要对帝王效忠并且信服。
绝不轻易动用武力，孔子曾多次想过抛弃武力治国。孔子舍兵，舍粮，但绝对不舍弃百姓。这可以从孔子和其弟子谈话中得知。但春秋战国的乱世并没有让他的能力得到施展，梦想得以实现。” 孔夫子就是“仁和恕”（仁主恕辅），“人与人彼此之间都很爱护”

孟子主张“民贵君轻。君主施行仁政。这个就是从孔子思想中转化而来。“这个是孟子理政的方法。
孟子的治国理想就是“君主选用臣子，而臣子听命于帝王（与孔子一样）而与孔子不同的就在于孟子主张的是“义”。但同样包含着“仁”的思想。孟子希望形成一种彼此之间的信任从而达到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孟子同样希望社稷安稳天下太平。”
孟子与孔子的不同主要在于“义”的提出。孔子不主张人人平等，而孟子主张人人平等（虽然不明显）。孔子不主张动用军队使用武力，但孟子却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动武，以便起到威慑的作用，并且人应该有“气节”。“生命不是最宝贵的” 必要时应该“舍生取义”

孟子“仁与义”（义主仁辅） 气节是很崇高的 ，人应该有“舍生取义”的精神

1、从民本思想看，孔子提出“仁”，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提倡广泛地理解和体贴他人，以此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提倡“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用“德”教化百姓；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并且进一步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政治学说——“仁政学说”。他要求统治者以仁爱之心对待人民，以德服人，争取民心。仁政学说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认为，实行仁政必须重民。土地、人民、政事http://www.rixia.cc是国家的三件宝物。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

2、从社会准则方面分析，孔子强调“以礼治国”。孔子的“礼”是指“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为了实现“礼”，孔子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即按照周礼的制度把当时已经混淆了的社会秩序矫正过来，达到名正言顺，贵贱有序。

孟子的“王道”的思想也继承了奴隶社会的贤王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君主实行王道，激发人们心中固有的“仁、义、礼、智、信”等天赋的道德意识。

正名是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张。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故事来彻底了解孔子“正名”的涵义:

当孔子三度至卫时，卫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先前卫灵公宠爱夫人南子，想要把公位传给南子的庶子。于是，嫡长子蒯聩便企图暗杀南子以保公位。不幸谋杀计划未成，而卫灵公得知此一消息之后勃然大怒，欲弑子蒯聩。蒯聩逃亡至晋，卫灵公便与晋国宣战。就在卫灵公想要请教孔子有关兵阵之事时，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学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隔天孔子便感慨万千地离开卫国。现在灵公过世，蒯聩又不在国内，蒯聩子辄便继承公位，是为卫出公。但是，就在此时，蒯聩亦在晋军护送下回到卫国，父子便为了争夺公位而反目成仇。孔子看在眼里十分伤心!有一天，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便对子路不厌其烦地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由上述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了解，正名的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使人们有一定的规范遵循，而不致生活在一种不可预期的状态之中。很多人认为孔子希望能够恢复西周的礼乐，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只是以复古的名义鼓吹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立信，对于孔子而言，不仅是个人的美德，而且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子贡请教为政的要点，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德治，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曾任掌刑罚的大司寇，他怎会不知道严刑峻罚立竿见影的效果呢?但是，孔子深深感受到“民免而无耻”的社会隐忧，所以才提倡用道德伦理来教化人民，彻底洗涤人心，激发人的善性，才是经世济民的正途!

孟子的政治思想
民本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仁政与王道
孟子主张君主行仁政，承接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君主只要将自己的仁德推广，所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爱护自己的家人，到爱护国民，就是仁政。

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是行“王道”，要使人民富足，百姓安乐，即“保民而王”，人民自然拥戴君主，国家自然富强安定。

简而言之，孔子是侧重于每个人的修为
孟子则是强调君主的修为，这也是他们2人所处的时代差异所致。
至于史实就不从其他地方拷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