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从两个角度：1、郁达夫的忧郁伤感和鲁迅的忧愤深广
2、抒情风格的大相径庭
鲁迅和郁达夫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初期的小说大师，都是浙江人，都曾经留学日本，但两人的艺术风格迥然不同，鲁迅的小说创作是属于现实主义，感情基调显得“忧愤深广”，而郁达夫的小说有鲜明的浪漫主义倾向，强调主观表现，注重抒情色彩，笔下的人物大多怀才不遇，显得忧郁伤感。我们可以就具体的作品来展开对比，领略各自的异同：
　　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一些文静、敏感、忧郁、被情欲所困惑而又很少宣泄的“零余者”们。他们都带有几分困顿、憔悴遮掩不住的才子气，总是在津津玩味自身的疲惫。他们大多孤高傲世，称自己是“弱者”、是“无用之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悲悲切切、踯躇踽行。他们宁肯自虐或自我毁灭，也不会作困兽犹斗状的绝望反抗……。《沉沦》中的主人公“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在没有朋友又与家人不和，同时又对国事忧心忡忡等重压之下，“他”陷入了自大狂与忧郁狂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心灵极度寂寞难耐的时刻，“他”渴望得到异性的慰藉，于是便去逛妓院，又因侍女称他是“支那人”而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最后从妓院中醒来，心中充满了愧疚，觉得自己无耻卑下，在自怨自怜中，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物在郁达夫的笔下可以说比比皆是：《南迁》中的伊人，同样也是一个感伤主义者。他酗酒纵情，病态遍体。在日本留学时，因不堪忍受凌辱而忧郁成疾，他的反抗 ，也只是对权势的诅咒而已。《茫茫夜》中的于质夫亦如此。他从日本归国之前，决心戒烟戒酒戒女人，决心痛改旧习重作新人 ，但回到上海之后，反而变本加厉。再如《血泪》中的达；《茑萝行》中的“我”；《烟影》中的文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
　　 他们都是各种各样的“零余者”形象。他们一般都是下层知识分子，被社会排挤，政治地位低下，生活困窘潦倒。有的怀才不遇，有的愤世嫉俗，有的孤高自许，有的自暴自弃。他们的结局往往是因极度的失望而颓废堕落，有的甚至走上绝路，终至“沉沦”。这正是当时许多青年人所患上的“时代病”，其症状就是抑郁、苦闷、孤独、绝望。当时的年轻一代生命力正值旺盛时期，却受到社会的摧残，热血碰着冰冷的现实，犹如岩浆在地底下奔突，没有一个喷发口。他们一方面无力自拔，一方面没有勇气去同恶势力斗争，唯有诅咒、抱怨，唯有在“沉沦”的斜坡上往下滑去。他们是因看不见光明而失望，不甘沉沦而沉沦。
　　 其实，他们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沉沦》中的“他”经常感慨：“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直到最后，他心力交疲，决定自绝于大海的时候，他还发出满腔的悲愤，面对隔岸的故国喊道：“祖国呵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就是沉沦者的反抗。郁达夫的思维特质决定了他们的反抗决不会有惊心动魄的血肉之拚，更不会有你死我活的惨烈之搏，这些文弱之士只能以其变态的心理和行为来反抗那个变态的社会。这种反抗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失败注定会带来痛苦，而这种文人的痛苦，不是战斗而败的痛苦，而是不战就败的痛苦。
　　
　　 http://www.rixia.cc《〈呐喊〉自序》是鲁迅作品中一篇十分重要的作品。我们要理解鲁迅忧愤深广的思想就从这篇序文入手。这篇序文，勾勒出了作者前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对游荡在当时背景中的自我灵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这篇序文里， “医病”这一问题，成了作者用于表述过去的一个基本线索。首先是为父亲买药医病，结果，“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接着是上日本的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决心“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作者看到的“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的一群中国看客。作者从这群看客的身上，看到的不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精神上的病症。作者由关注身体的病痛到关注精神的病痛，展示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进程。鲁迅显然意识到，要救治精神上的病痛，是多么的不易。他所走入的必将是一条寂寞孤单的路途。作品又恰当地提示了他所以要作小说的缘由：“铁屋子”作为作者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象征，它既显现了鲁迅深居其中的寂寞孤苦，同时也昭示了作者要领着国人从精神上走出它的决心。于是，“呐喊”就成为作者从深寂孤苦中所喷射出的一腔激情孤愤。鲁迅在《呐喊》这篇集子里，收录了自1918年至1922年间所作的15篇短篇小说，结集为《呐喊》(后来再版时抽出了《不周山》)，所以现在流行的版本只有14篇：《狂人日记》《一件小事》《风波》《故乡》《药》《孔乙己》《阿Q正传》《白光》《明天》《社戏》《兔和猫》《鸭的喜剧》《端午节》《头发的故事》。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意思是“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虽然是一个短篇小说集，但《呐喊》整本书却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那就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思考。大致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彻底揭露和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狂人日记》。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揭露家族制度和封建旧礼教吃人的本质。小说以一个“迫害狂”的眼光和感觉观察周围的人，他觉得到处都是吃人的人，时时刻刻处在一种被吃的恐怖之中。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叛逆和反抗：踹过陈年古久先生的流水账簿。最后他竟然从历史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就揭示出中国几千年封建史其实是一个吃人的历史，不仅统治者吃人，被统治者在吃人，而觉醒者也在不自觉地吃人，吃人的历史悠久而长远，这一秘密的发现是何等振聋发聩。不过，鲁迅到底还是留下了一点亮色：不吃人的人还是有的，大概只有孩子了，所以最后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其他的小说像《孔乙己》对科举制度和等级制度的批判，《故乡》中封建意识对人性的戕害，都表现出了鲁迅不遗余力的批判精神。
　　二是关于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这方面可以重点阅读《药》、《风波》和《阿Q正传》等篇。国民性是鲁迅一生关注的问题，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沉重的失望，其忧虑和批判也更加深刻。《阿Q正传》描写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上都受到极度戕害的农民阿Q的悲惨命运和麻木灵魂。阿Q是个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他没有任何财产，甚至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他欺软怕硬、自欺欺人而又自轻自贱。最可悲的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使他没有了做人的尊严。他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向往革命，但革命真的到来了，他却悲哀地发现统治者只是换了一个名称，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仍然做他们的“人上人”，最后糊里糊涂的被送上刑场死掉了。阿Q是一个典型，是一个几千年封建制度戕害下彻底丧失了人的价值的农民典型。鲁迅对于他们，是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的。《药》以两条线索写了愚昧民众华老栓一家和革命者夏瑜的悲剧命运，突出了觉悟者与不觉悟的民众之间的思想隔膜。夏瑜为了民众IuyuVgKJJe被统治者所杀，这是一个悲剧，但更大的悲剧莫过于夏瑜为民众所流的血却成为民众治病的药。《风波》就像一出独幕话剧，围绕皇帝重坐龙廷这一事件在小村引起的波澜，各种人物相继登台，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广大民众仍不觉悟的现实。
　　在鲁迅的这类小说中，看客的形象经常出现，别人的痛苦、别人流的血都成为麻木群众无聊生活中的调味品，这种赤裸裸的真实读来让人感到有一种切肤之痛。鲁迅的笔下似乎都是一些丑陋的中国人，他所刻画的都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什么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健忘症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都揭露无遗，似乎他在有意地丑化国人，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你会发现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这些劣根性还顽固地存在着，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思想。这又是何等的深刻。
　　当然，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因为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得封建的宗法制度和礼教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蒙蔽了中国的民众，才造成国民的诸多弊病；而辛亥革命不注重思想的改造，对于民众的影响也就微乎其微。所以在他的小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往往同时存在。像《狂人日记》中，狂人所到之处，无人不在小声议论他，在几千年封建宗法制度的麻痹下，他们不自觉地成了杀人的帮凶；而孔乙己虽然受到科举制度的毒害，但周围人的冷漠也构成了他悲剧产生的土壤。
　　
　　　　最后，鲁迅的小说，和郁达夫的小说，都带有程度不同的抒情风格，然而由于两位作家个性、气质的不同，同是抒情小说，抒情的风格却大相径庭，从而成为现代文学文坛两种艺术风格截然不同的抒情小说。鲁迅小说的抒情，是经过理性的深思熟虑的、是受理性控制的、更富于艺术节制感和分寸感的抒情。鲁迅总是把叙述、议论、抒情揉合起来，也把各种复杂的感情揉合起来，时而通过环境气氛，时而通过揉进各种复杂感情的意象，来传达作家要抒发的感情。因此，鲁迅小说的抒情风格更深沉，更耐人寻味，常常给读者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这种深不可测，也使一般的读者不容易认识、理解和把握，自然也不容易欣赏。
　　　　郁达夫小说的抒情风格，是毫无顾忌地袒露自己的感情世界，不仅直抒胸臆，而且甚至还带着一种夸张的意味，从而带上他自己的独特的个性。郁达夫小说的抒情，从来不受自己理性的控制，也不想用什么艺术的分寸感、距离感来限制自己；相反，他总是对自己笔下的零余者产生认同感，因为零余者就是他的自叙传，郁达夫把自己进入创作状态的激发的强烈的感情，一股脑儿全装进主人公的形象中去，淋漓尽致，一泻无余，毫无保留，这才感受到创作的快意。因此，郁达夫的抒情小说风格，具有某种直观性，容易感觉到，虽然也不一定就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然而却直接拨动读者的感情，更容易引起青年读者的共鸣。

主要从两个角度：1、郁达夫的忧郁伤感和鲁迅的忧愤深广
2、抒情风格的大相径庭
鲁迅和郁达夫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初期的小说大师，都是浙江人，都曾经留学日本，但两人的艺术风格迥然不同，鲁迅的小说创作是属于现实主义，感情基调显得“忧愤深广”，而郁达夫的小说有鲜明的浪漫主义倾向，强调主观表现，注重抒情色彩，笔下的人物大多怀才不遇，显得忧郁伤感。我们可以就具体的作品来展开对比，领略各自的异同：
　　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一些文静、敏感、忧郁、被情欲所困惑而又很少宣泄的“零余者”们。他们都带有几分困顿、憔悴遮掩不住的才子气，总是在津津玩味自身的疲惫。他们大多孤高傲世，称自己是“弱者”、是“无用之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悲悲切切、踯躇踽行。他们宁肯自虐或自我毁灭，也不会作困兽犹斗状的绝望反抗……。《沉沦》中的主人公“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在没有朋友又与家人不和，同时又对国事忧心忡忡等重压之下，“他”陷入了自大狂与忧郁狂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心灵极度寂寞难耐的时刻，“他”渴望得到异性的慰藉，于是便去逛妓院，又因侍女称他是“支那人”而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最后从妓院中醒来，心中充满了愧疚，觉得自己无耻卑下，在自怨自怜中，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物在郁达夫的笔下可以说比比皆是：《南迁》中的伊人，同样也是一个感伤主义者。他酗酒纵情，病态遍体。在日本留学时，因不堪忍受凌辱而忧郁成疾，他的反抗 ，也只是对权势的诅咒而已。《茫茫夜》中的于质夫亦如此。他从日本归国之前，决心戒烟戒酒戒女人，决心痛改旧习重作新人 ，但回到上海之后，反而变本加厉。再如《血泪》中的达；《茑萝行》中的“我”；《烟影》中的文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
　　 他们都是各种各样的“零余者”形象。他们一般都是下层知识分子，被社会排挤，政治地位低下，生活困窘潦倒。有的怀才不遇，有的愤世嫉俗，有的孤高自许，有的自暴自弃。他们的结局往往是因极度的失望而颓废堕落，有的甚至走上绝路，终至“沉沦”。这正是当时许多青年人所患上的“时代病”，其症状就是抑郁、苦闷、孤独、绝望。当时的年轻一代生命力正值旺盛时期，却受到社会的摧残，热血碰着冰冷的现实，犹如岩浆在地底下奔突，没有一个喷发口。他们一方面无力自拔，一方面没有勇气去同恶势力斗争，唯有诅咒、抱怨，唯有在“沉沦”的斜坡上往下滑去。他们是因看不见光明而失望，不甘沉沦而沉沦。
　　 其实，他们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沉沦》中的“他”经常感慨：“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直到最后，他心力交疲，决定自绝于大海的时候，他还发出满腔的悲愤，面对隔岸的故国喊道：“祖国呵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就是沉沦者的反抗。郁达夫的思维特质决定了他们的反抗决不会有惊心动魄的血肉之拚，更不会有你死我活的惨烈之搏，这些文弱之士只能以其变态的心理和行为来反抗那个变态的社会。这种反抗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失败注定会带来痛苦，而这种文人的痛苦，不是战斗而败的痛苦，而是不战就败的痛苦。
　　
　　 《〈呐喊〉自序》是鲁迅作品中一篇十分重要的作品。我们要理解鲁迅忧愤深广的思想就从这篇序文入手。这篇序文，勾勒出了作者前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对游荡在当时背景中的自我灵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这篇序文里， “医病”这一问题，成了作者用于表述过去的一个基本线索。首先是为父亲买药医病，结果，“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接着是上日本的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决心“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作者看到的“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的一群中国看客。作者从这群看客的身上，看到的不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精神上的病症。作者由关注身体的病痛到关注精神的病痛，展示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进程。鲁迅显然意识到，要救治精神上的病痛，是多么的不易。他所走入的必将是一条寂寞孤单的路途。作品又恰当地提示了他所以要作小说的缘由：“铁屋子”作为作者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象征，它既显现了鲁迅深居其中的寂寞孤苦，同时也昭示了作者要领着国人从精神上走出它的决心。于是，“呐喊”就成为作者从深寂孤苦中所喷射出的一腔激情孤愤。鲁迅在《呐喊》这篇集子里，收录了自1918年至1922年间所作的15篇短篇小说，结集为《呐喊》(后来再版时抽出了《不周山》)，所以现在流行的版本只有14篇：《狂人日记》《一件小事》《风波》《故乡》《药》《孔乙己》《阿Q正传》《白光》《明天》《社戏》《兔和猫》《鸭的喜剧》《端午节》《头发的故事》。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意思是“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虽然是一个短篇小说集，但《呐喊》整本书却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那就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思考。大致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彻底揭露和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狂人日记》。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揭露家族制度和封建旧礼教吃人的本质。小说以一个“迫害狂”的眼光和感觉观察周围的人，他觉得到处都是吃人的人，时时刻刻处在一种被吃的恐怖之中。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叛逆和反抗：踹过陈年古久先生的流水账簿。最后他竟然从历史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就揭示出中国几千年封建史其实是一个吃人的历史，不仅统治者吃人，被统治者在吃人，而觉醒者也在不自觉地吃人，吃人的历史悠久而长远，这一秘密的发现是何等振聋发聩。不过，鲁迅到底还是留下了一点亮色：不吃人的人还是有的，大概只有孩子了，所以最后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其他的小说像《孔乙己》对科举制度和等级制度的批判，《故乡》中封建意识对人性的戕害，都表现出了鲁迅不遗余力的批判精神。
　　二是关于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这方面可以重点阅读《药》、《风波》和《阿Q正传》等篇。国民性是鲁迅一生关注的问题，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沉重的失望，其忧虑和批判也更加深刻。《阿Q正传》描写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上都受到极度戕害的农民阿Q的悲惨命运和麻木灵魂。阿Q是个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他没有任何财产，甚至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他欺软怕硬、自欺欺人而又自轻自贱。最可悲的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使他没有了做人的尊严。他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向往革命，但革命真的到来了，他却悲哀地发现统治者只是换了一个名称，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仍然做他们的“人上人”，最后糊里糊涂的被送上刑场死掉了。阿Q是一个典型，是一个几千年封建制度戕害下彻底丧失了人的价值的农民典型。鲁迅对于他们，是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的。《药》以两条线索写了愚昧民众华老栓一家和革命者夏瑜的悲剧命运，突出了觉悟者与不觉悟的民众之间的思想隔膜。夏瑜为了民众被统治者所杀，这是一个悲剧，但更大的悲剧莫过于夏瑜为民众所流的血却成为民众治病的药。《风波》就像一出独幕话剧，围绕皇帝重坐龙廷这一事件在小村引起的波澜，各种人物相继登台，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广大民众仍不觉悟的现实。
　　在鲁迅的这类小说中，看客的形象经常出现，别人的痛苦、别人流的血都成为麻木群众无聊生活中的调味品，这种赤裸裸的真实读来让人感到有一种切肤之痛。鲁迅的笔下似乎都是一些丑陋的中国人，他所刻画的都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什么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健忘症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都揭露无遗，似乎他在有意地丑化国人，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你会发现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这些劣根性还顽固地存在着，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思想。这又是何等的深刻。
　　当然，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因为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得封建的宗法制度和礼教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蒙蔽了中国的民众，才造成国民的诸多弊病；而辛亥革命不注重思想的改造，对于民众的影响也就微乎其微。所以在他的小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往往同时存在。像《狂人日记》中，狂人所到之处，无人不在小声议论他，在几千年封建宗法制度的麻痹下，他们不自觉地成了杀人的帮凶；而孔乙己虽然受到科举制度的毒害，但周围人的冷漠也构成了他悲剧产生的土壤。
　　
　　　　最后，鲁迅的小说，和郁达夫的小说，都带有程度不同的抒情风格，然而由于两位作家个性、气质的不同，同是抒情小说，抒情的风格却大相径庭，从而成为现代文学文坛两种艺术风格截然不同的抒情小说。鲁迅小说的抒情，是经过理性的深思熟虑的、是受理性控制的、更富于艺术节制感和分寸感的抒情。鲁迅总是把叙述、议论、抒情揉合起来，也把各种复杂的感情揉合起来，时而通过环境气氛，时而通过揉进各种复杂感情的意象，来传达作家要抒发的感情。因此，鲁迅小说的抒情风格更深沉，更耐人寻味，常常给读者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这种深不可测，也使一般的读者不容易认识、理解和把握，自然也不容易欣赏。
　　　　郁达夫小说的抒情风格，是毫无顾忌地袒露自己的感情世界，不仅直抒胸臆，而且甚至还带着一种夸张的意味，从而带上他自己的独特的个性。郁达夫小说的抒情，从来不受自己理性的控制，也不想用什么艺术的分寸感、距离感来限制自己；相反，他总是对自己笔下的零余者产生认同感，因为零余者就是他的自叙传，郁达夫把自己进入创作状态的激发的强烈的感情，一股脑儿全装进主人公的形象中去，淋漓尽致，一泻无余，毫无保留，这才感受到创作的快意。因此，郁达夫的抒情小说风格，具有某种直观性，容易感觉到，虽然也不一定就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然而却直接拨动读者的感情，更容易引起青年读者的共鸣。

风格迥异的小说家鲁迅和郁达夫，在他们所营造的艺术世界里却有一种共同的特征，那便是对绘画美的追求。鲁迅擅长对人物和背景作线条式的素描勾勒，郁达夫则喜欢运用色彩涂抹画面。鲁迅喜好用黑白两色来设色，而郁达夫则在灰色的基调上幻化出绚丽多姿的色彩。绘画因素的渗入，使他们的小说具备了一种艺术兼容性，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审美潜能。

毛泽东传记读后感
近日重读毛泽东传记,拜读领袖灿烂诗篇手迹,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遥想当年中国,军阀混战,匪患猖獗,民不聊生,官僚恶霸残民以惩,苛捐杂税民不堪命。外患炽烈,政府丧权辱国,丧师失地,唯枪杀名士、钳制舆论、电刑逼供、血腥屠杀不同政见人士。日本帝国主义强占辽吉,炮轰机关,捕禁官吏,追炸列车,大学逃散,特务汉奸招摇过市,毒贩赌鬼,洋洋得意.偌大中国,哀鸿遍野,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数以亿计的灾民和难民四处逃亡,或易子而食,或卖儿救穷,中国人民成为辫子、苦力、文盲、流浪汉、亡国奴、灾民和难民的代名词.我东北民众在日寇铁蹄皮鞭下含垢忍辱,九死一生.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22年，就是内战、反共、独裁、卖国、残民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的受难史。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泽东少时有大志，27岁诗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待泽东一出，振臂一呼，率3万疲敝褴褛之师深入不毛，垮五岭，击乌江，穿雪山，渡草地，于窑洞之中做天下文章，北击倭寇两万里，南逐蒋匪下钟山，不出10年，国民政府灰飞烟灭，天下大定，难道不是民心所向吗？复西藏、收新疆，灭日寇、伐美军、击印度、斗苏联，战无不胜；修水利、治江河、炼钢铁、办电厂、建油田，汽车轮船飞机大炮均能自主制造，两弹一星划破小小寰球。由于时代局限和战略需要，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人民生活仍然清苦。但全面普及全民免费义务教育和合作医疗，成人识字率从1950年的15%上升到1977年的85%，人均寿命从1950年的36岁上升到1977年的75岁。人均收入上升6倍。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和体育强国。邓小平改革的第二年，民众生活就发生了很大改善，也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积累有因果关系。毛开始执政时,中国人90%是文盲,人均寿命36岁，70%的居民没有自己的住宅，喝不上干净的水.国家没有现代的工业。战乱彻底摧毁了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家园。中国人成为乞丐和难民的代名词。毛去世时,中国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化,中国拥有两弹一星,自主生产汽车、战斗机、机床和所有轮船，国家无任何内外债，中国公民都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初等教育，成人识字率达到85%。共和国拥有天下无敌的陆军，击败了所有入侵者和干涉者。中国完成了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社会组织和国家动员能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能忘记这个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解放。毛所倡导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在人类历史上彻底埋葬了殖民主义。
我不同意毛的一些观点和判断，对他的霸气也曾不满，但他是为信仰而战斗的日夏养花网，他是真挚的热爱中国人民的。是他使中国人团结起来，恢复了中国人对民族实力的自信和做人的尊严。毛的内外战争的辉煌记录是建立在实现社会公正的伟大理想主义和对民族未来的共同信念基础上的全国性的联合行动。毛的遗产是一个半军事化的统一的国民精神高度一致的幅员辽阔的大国。毛是有道德的和负责任的严厉的领袖。没有毛，中国将仍然是一个灾难深重、饿殍载道、丑恶现象和无法无天恃强凌弱泛滥成灾的地主官僚乐园和劳动人民的人间地狱。
毛泽东代表的是正义和社会的良知，还有社会弱势群体的愤怒的吼声，毛所缺乏的是法治社会的理念和现代管理思想。
无论如何，毛是真正的现代中国之父。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曾经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那些诋毁领袖声誉的人只能暴露他本人的自私、疯狂、胆怯和不负责任。
他打跑了一切内外反动派，彻底消灭了官僚买办、地主恶霸、军阀汉奸、特务流氓，让90%的中国人从文盲变成识字，彻底摆脱了封建主义道德和宗法关系的束缚压迫，给了中国人民基本的人的生活、教育、就业和医疗保障，他捍卫了中国最广大阶层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尊严，他给我们的遗产是伟大的统一的共和国，天下无敌的军队，有凝聚力的政党，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国民经济体系。他没有遗产，他的儿子至今长眠在朝鲜战场。他把自己的一生，汗水、眼泪，热血、生命、妻子、儿子、兄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事业。
亿万人民满怀深情,眼含热泪，无比怀念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为他的亲民、他的理想、他的信仰、他的无私、他的艰苦奋斗、他的治学精神、他的灿烂诗篇和不朽文章、他本人和他的家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付出的巨大牺牲、他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赫赫战功和卓越政绩，为中国的独立、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为捍卫国防、为改善人民生活、为惩治腐败实现社会公正、为改革开放事业的奠基、他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复兴所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劳。他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他是共和国之父，现代中国的灵魂。他开创了今后一千年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历史局面。

毛泽东传记读后感
近日重读毛泽东传记,拜读领袖灿烂诗篇手迹,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遥想当年中国,军阀混战,匪患猖獗,民不聊生,官僚恶霸残民以惩,苛捐杂税民不堪命。外患炽烈,政府丧权辱国,丧师失地,唯枪杀名士、钳制舆论、电刑逼供、血腥屠杀不同政见人士。日本帝国主义强占辽吉,炮轰机关,捕禁官吏,追炸列车,大学逃散,特务汉奸招摇过市,毒贩赌鬼,洋洋得意.偌大中国,哀鸿遍野,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数以亿计的灾民和难民四处逃亡,或易子而食,或卖儿救穷,中国人民成为辫子、苦力、文盲、流浪汉、亡国奴、灾民和难民的代名词.我东北民众在日寇铁蹄皮鞭下含垢忍辱,九死一生.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22年，就是内战、反共、独裁、卖国、残民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的受难史。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泽东少时有大志，27岁诗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待泽东一出，振臂一呼，率3万疲敝褴褛之师深入不毛，垮五岭，击乌江，穿雪山，渡草地，于窑洞之中做天下文章，北击倭寇两万里，南逐蒋匪下钟山，不出10年，国民政府灰飞烟灭，天下大定，难道不是民心所向吗？复西藏、收新疆，灭日寇、伐美军、击印度、斗苏联，战无不胜；修水利、治江河、炼钢铁、办电厂、建油田，汽车轮船飞机大炮均能自主制造，两弹一星划破小小寰球。由于时代局限和战略需要，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人民生活仍然清苦。但全面普及全民免费义务教育和合作医疗，成人识字率从1950年的15%上升到1977年的85%，人均寿命从1950年的36岁上升到1977年的75岁。人均收入上升6倍。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和体育强国。邓小平改革的第二年，民众生活就发生了很大改善，也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积累有因果关系。毛开始执政时,中国人90%是文盲,人均寿命36岁，70%的居民没有自己的住宅，喝不上干净的水.国家没有现代的工业。战乱彻底摧毁了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家园。中国人成为乞丐和难民的代名词。毛去世时,中国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化,中国拥有两弹一星,自主生产汽车、战斗机、机床和所有轮船，国家无任何内外债，中国公民都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初等教育，成人识字率达到85%。共和国拥有天下无敌的陆军，击败了所有入侵者和干涉者。中国完成了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社会组织和国家动员能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能忘记这个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解放。毛所倡导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在人类历史上彻底埋葬了殖民主义。
我不同意毛的一些观点和判断，对他的霸气也曾不满，但他是为信仰而战斗的，他是真挚的热爱中国人民的。是他使中国人团结起来，恢复了中国人对民族实力的自信和做人的尊严。毛的内外战争的辉煌记录是建立在实现社会公正的伟大理想主义和对民族未来的共同信念基础上的全国性的联合行动。毛的遗产是一个半军事化的统一的国民精神高度一致的幅员辽阔的大国。毛是有道德的和负责任的严厉的领袖。没有毛，中国将仍然是一个灾难深重、饿殍载道、丑恶现象和无法无天恃强凌弱泛滥成灾的地主官僚乐园和劳动人民的人间地狱。
毛泽东代表的是正义和社会的良知，还有社会弱势群体的愤怒的吼声，毛所缺乏的是法治社会的理念和现代管理思想。
无论如何，毛是真正的现代中国之父。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曾经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那些诋毁领袖声誉的人只能暴露他本人的自私、疯狂、胆怯和不负责任。
他打跑了一切内外反动派，彻底消灭了官僚买办、地主恶霸、军阀汉奸、特务流氓，让90%的中国人从文盲变成识字，彻底摆脱了封建主义道德和宗法关系的束缚压迫，给了中国人民基本的人的生活、教育、就业和医疗保障，他捍卫了中国最广大阶层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尊严，他给我们的遗产是伟大的统一的共和国，天下无敌的军队，有凝聚力的政党，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国民经济体系。他没有遗产，他的儿子至今长眠在朝鲜战场。他把自己的一生，汗水、眼泪，热血、生命、妻子、儿子、兄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事业。
亿万人民满怀深情,眼含热泪，无比怀念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为他的亲民、他的理想、他的信仰、他的无私、他的艰苦奋斗、他的治学精神、他的灿烂诗篇和不朽文章、他本人和他的家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付出的巨大牺牲、他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赫赫战功和卓越政绩，为中国的独立、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为捍卫国防、为改善人民生活、为惩治腐败实现社会公正、为改革开放事业的奠基、他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复兴所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劳。他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他是共和国之父，现代中国的灵魂。他开创了今后一千年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历史局面。

我是80后，对主席充满无比的敬仰之情。希望年轻的朋友多了解历史。用独立的思维去评判领袖。

晚清的官场腐败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均遭惨败，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其结果，京城被占，圆明园被焚，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百年耻辱由此肇始。而清政府之所以战败，官场的腐败是一个重要原因。据清人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所述，其表现约有如下几端：
大小官吏不学无术，贿赂公行，政由贿成。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贪污无能，沉缅声色。如闽浙总督庆瑞，“公子出身”，不肯致力于政务，而是“宴会终日，摔跤唱曲，比射赌酒”。陕甘总督乐斌为八旗子弟，识字不多，“爱听戏喝酒，彻夜不休”，他所居住的兰州官府里“笙歌竟无虚月”。直隶总督桂良，“胸无点磨”，谈吐如“市井之徒”，就因为他是恭亲王的岳丈，所以他受贿卖缺，无所顾忌，不但自己索贿贪得无厌，就连随他一起巡查永定河的孙子也向地方官大张狮口，谁不送礼，官位难保，甚至连没有官俸的候补官也须敬送500两银子。曾任闽浙总督的颜伯焘，即使在被革职回家时，也极其豪奢，他随身所带物品之多，排场之大，骇人听闻。为他搬运箱笼财物的扛夫达六、七千人，随从差役、轿夫、仆从等也近三千人。所过之处，每天地方官除为扛夫安排饭食外，还需为随从差役、轿夫、仆从等准备四百多桌酒席，仅伙食一项，每天就要用二千多两银子。由此可见，他对人民的搜刮，远远超过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水平。
各级政府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地方官所聚敛的巨额财富，完全是靠着盘剥百姓，盗窃国库。他们在征收赋税时，除了以损耗为名多征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花样，甘肃有所谓“仓粮出陈易新”的招术，即强迫人们春天领仓里的旧粮，秋天加倍偿还。四川有所谓“放炮”的敛财办法，即借旧官离职，新官上任之机，征收特别税。某些地方更有所谓“发商生息”的可笑名目，地方官往往借口官仓粮食霉变，向上报称因亏损而以四折减价出售，实际上以原价发商售卖，每次可赚得数千至数万两银子。
相互馈赠是官场交往的润滑剂。清朝京官俸给微薄，无不接受地方官的馈赠。清廉者有所选择而受，贪心者则百方罗致。地方官为了获得京官奥援，不惜慷百姓之慨，以各种名目送礼。除了年节贺寿的常礼，还有冬天的“炭敬”，夏天的“冰敬”、“瓜敬”，以及想不出什么理由的“别敬”，以此与京官“互通声气”，以求“保官任”，“得提拔”。地方官之间也借互送礼品来联络感情。如陕西粮道，对驻陕的巡抚、将军等按四季、节寿，每年各馈送四千两银子。对过往的官员，除馈送盘缠外，还以演戏和酒席招待，“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一条大鱼要花四、五千文钱。然而这是上席必不可少的。其他如白鳝、鹿尾等稀有名贵的菜肴也是待客所必备。总之，官府内“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
多磕头少说话的施政宗旨。以这种不学无术、贪赃枉法、醉眼朦胧的官吏处理政务，不是以“多磕头，少说话”为宗旨，便是以滥施酷刑、草菅人命为能事，甚至有根据城隍庙里的阴爻阳爻决定犯人生死的荒唐暴虐的昏官。这些昏官领兵打仗，则克扣军饷，“兵如乞丐”，以变卖军械为糊口之资。因而这种军队毫无战斗力，只知骚扰百姓，逞凶勒索，上前线则“临敌狂奔”，甚至“跪接夷船，呈送牛羊金币”。正因为专制与腐败联姻，晚清又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顶峰，所以腐败现象也就如同毒菌一样，腐蚀肌体，侵入内脏，使整个统治机器生锈失灵。因此不根除专制，便难治腐败，难振国威，难以抵抗外敌入侵。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沉重教训。

鲁迅：《朝花夕拾》 《彷徨》 《呐喊》 《故事新编》 （小说集）
郭沫若：《女神》 《星空》（小说集）
小说
茅盾：《子夜》 《虹》 《第一阶段的故事》 《锻炼》 《腐蚀》 《春蚕》 《秋收》 《寒冬》 《林家铺子》
郁达夫：《沉沦》 《南迁》 《银灰色的死》 《茫茫夜》
冰心：《繁星 春水》《寄小读者》 《再寄小读者》 《三寄小读者》
老舍：《赵子曰》《骆驼祥子》 《四世同堂》 《月牙儿》 《龙须沟》
叶圣陶：《饭》 《校长》 《夜》 《一篇宣言》《倪焕之》
巴金：《春》 《秋》《家》《灭亡》《新生》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

这些基本都符合你的要求 随便选个看看

我觉得郁达夫既是才子又是变态。评判一个人不能单一的评价，他也有可能有双面性啊，不能说是因为是才子就没有变态的一面。

变态一样的才子。郁达夫的思想精神捍卫英雄主义，而情感心灵却是妖魔化的倾向。

在灵与肉、新与旧之间苦苦挣扎的郁达夫，最终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沉沦的状态，但这种沉沦最后迸发出的是对旧道德、旧秩序不顾一切的反抗与叛逆。在荒诞的自我意淫和想象中，他无声地揭示了现实的残酷与悲哀，这种焦虑与觉醒恰恰是对郁达夫这个才子最佳的证明。

那大概是真的不理解他。如果看过他的文，了解了现实中的人。也许他是人渣，但的确值得交往（友情）。也许他有些暴露狂，喜欢把自己家事说给全世界听：那大概，是他把国当成了他的家，其实就是古代传统的圣人，恨不得把心剖出来，给天下人都知道。所以鲁迅欣赏他，因为他真的做过了手术刀。所以郭沫若也欣赏他，两者都有些爱情至上的美好。你说郁达夫是个变态?也许吧，毕竟没有哪个人，不曾变态过。而书里，自慰的他，偷窥的他，性虐的他，其实都只是，民族性郁闷的他。

郁达夫留日十年，，最终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与性苦闷的刺激有极大的关系。作者写于东瀛的若干短篇小说，无一不与这个主题有关：《银灰色的死》写男主人公与小酒店女子静子无望的恋情；《沉沦》写男主人公的不可遏止的“性”的压抑与“爱”的焦虑；《南迁》写伊人被日本妇人玩弄后难以平复的创伤；《胃病》里写到一位中国留学生对偶然相遇的日本少女一厢情愿的痴迷；《风铃》写质夫与日本妙龄少女在温泉疗养地颇具传奇色彩的一夜共眠……这些浪漫故事，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而且结局往往很悲惨，主人公不是酗酒后冻毙街头，就是绝望中投海自杀，或者病魔缠身，生死难卜失败的过程也大同小异，往往是这样的“三步曲”：一见钟情——辄尝即挫——仓皇逃亡。郁达夫的笔下的主人公感情丰富，动不动就爱上日本女人，爱上之后，就魂不守舍，对方的一举一动都使自己神魂颠倒，寝食不宁。然而，爱得容易，泄得也快，郁达夫的这些浪漫故事都是“短平快”，往往还没有正式开场，就挂下了帷幕。《银灰色的死》中，主人公得知静子有了男人，“就同伤弓的野兽一般，匆匆地走了”；《沉沦》的主人公窥视房东少女洗澡被察觉后，就一逃了之，搬到偏僻的山顶上隐居起来；《风铃》的质夫，见了妙龄少女的表哥，发现其品貌学校年龄都在自己之上，便怀着“败劣的悲哀”，提前离开了汤山温泉；其中最典型的，是《南迁》中的伊人与房东女M的那场露水恋爱。应当说，这是郁达夫的浪漫故事中最有实质性内容，也是输得最惨的一个。伊人高等学校毕业，从N市迁到东京，即将成为帝国大学的学生，此时的他，颇有几分春风得意的劲头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名誉、金钱都有了，“第三个条件就是女人了”。然而就是这“女人”，使他变得一无所有。在应租房子时，伊人遇见了房东N的养女，年轻妖冶的M太太，立即像喝了迷魂汤一样。M略施小计，就俘虏了他(哪有不俘虏的道理!)，随后让他当冤大头，请她父女到箱根温泉胜地游玩了一通，途中还与他同眠共枕。回到东京时，伊人没料到，一个身体健壮、酒肉气十足的男人W(当然是日本人)，正在旅馆等待他们，见了这位老房客，M显出一种久别后的欢喜；伊人更没想到，到了深夜，M钻进W的房间，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起来，那熟悉的声音，使他饱受摧残和折磨。第二天一早，伊人如丧家之犬，狼狈地逃离了这家旅馆。伊人逃走之后，还吃了那妇人一顿骂，说他不像个男子汉。伊人怕再撞上她，只得远走高飞，到房洲海滨的一所教会疗养院，去治疗身心创伤去了。到了那里，又暗恋上了女学生o君，把她当做自己的天使，从心中发出呼唤：“o呀o，你是我的天使，你还该来救救我。”自然，这场恋爱又是没有结果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郁达夫的笔下，日本女人的相貌被大大地美化了，她们的眼睛，总是被描绘得“又大”“又黑”“又圆”“又灵”，恐怕与作者的自作多情与亢奋的性心理有关。事实上，日本女人的眼睛一般说来总是细而小；她们的身体，也总是被形容得丰硕完美，极富性感。这里不妨抄一段作者的原话为证——“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从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差；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身黄花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似瓷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是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雪夜》)这番话虽然不乏一个“日本通”对日本女人通达的见识，仍是属于饥饿者对美食的夸赞，难免言过其实，顾此失彼。那个时代的日本女人，固然有其特殊的魅力和韵味，但身材矮小、腿短，却是一望而知的事实。差不多同时在日本游学的丰子恺，凭画家敏锐的视觉，一眼就发现了东洋女子的这个破绽。他认为，日本女子最缺少当模特儿的资格，“平时穿着衣袍，踏在半尺把高的木屐上，看上去还不讨嫌。等到脱了衣裳，除了木屐，站在画室里的台上，望去样子真是难看，只见肥大的一段身体，四肢短小如同乌龟的脚。”这一点连与丰子恺一起作画的日本画家都不否认，承认在日本只有个别的上流女子才有好看的身材。(参见《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三)日本大作家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里这样形容日本妇女的身体：“像纸一样薄的乳房，贴在平板的胸脯上，腹部缩小得比胸脯还要细，从脊背到腰身到臀部都是笔直的一条，没有任何凹凸，整个身躯和脸庞以及手脚相比，瘦弱得不成比例，一点没有厚度，使人感到这不是肉体，而是一根上下一般粗的木棒。”谷崎的描绘与丰子恺的观察结果大不一样，但在人体比例严重失调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东洋女子身体的丑陋也就不用多说了。看来天真的郁达夫是被东瀛女子特有的扬长避短、化腐朽为神奇的装饰才能所迷惑。不过这也很正常，民谚有，饥饿的光棍汉，见了母猪眼睛都发绿，说得虽粗俗，却不失为朴素的真理。耐人寻味的是，郁达夫的主人公虽然饱受东洋女子的轻视，却不真正地痛恨她们，而是将怨恨转向不争气的“祖国”。对于弱国子民的屈辱，郁达夫真是有切肤之痛，令他最不堪忍受的，就是性的不平等。在《雪夜》里，作者以生花之笔，描写在风和日丽的初春，在东京小石川植物园、武藏野的井之头公园等宛如人间仙境的园游胜地，与日本的良家少女攀谈游玩、光阴如箭的美妙情形，随后笔锋一转，写出从“欢乐的绝顶”掉人到“绝望的深渊”的巨大刺激，发出啼血之鸣：“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弱国子民”的屈辱本来无所不在，比如在鲁迅的《藤野先生》里，它表现在中国人的智力受到歧视；在郭沫若的《行路难》里，表现为日本房东的势利，中国留学生“住”的困境；在《留东外史》里，表现为日本警察对中国留学生的无端刁难，而到郁达夫这儿，都集中到“性”的歧视与苦苦闷上，而很少涉及其他方面。这种一味对“性”的执著，意味着什么?在《沉沦》里，面对青楼侍女问“你府上是什么地方”，主人公立刻脸红耳赤，全身发抖，像上了断头台一样，作者接着马上解释道：“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个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类似的“支那人”细节与愤慨，在郁达夫的作品里一再出现，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情结。《沉沦》的主人公最后在悔恨绝望中投海自杀，临行前，对祖国发出这样的怨叹：“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郁达夫的留日小说，几乎都在演绎这样一个主题：“支那人”的身份，是性苦闷之源，也是爱的最大杀手。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个结论并不错，但说得太绝对，却让人感到另一种矫情。郁达夫的留日前辈、平江不肖生大概不会同意这种逻辑，不但不同意，也许还会嘲笑他。读一读他的《留东外史》，就可知道，“弱国子民”的逻辑在嫖场上不见得适用，在情场上也未必处处通行，中国的浪子在东瀛嫖场上生龙活虎的劲头儿，黄文汉与圆子打不散、拆不开的爱情，都能证明这一点。设想一下，《南迁》里的伊人与荡妇M那种风流韵事，要是让黄文汉之流碰上，不知道会热闹到哪儿去，哪里会弄得那样窝囊!不说平江不肖生这种思想陈旧、落后的文人，那么就来看看郁达夫的朋辈、中国新文学的旗手郭沫若吧。郭沫若虽然也在作品中发过不少“弱国子民”的冲天牢骚(见《漂流三部曲》《行路难》)，却又以实际行动颠覆了这种“弱国子民”的逻辑，不但娶了日本姑娘，享受了东瀛女子温柔坚贞的爱，还留下了一部震撼人心的爱情浪漫曲——《落叶》。作品写一个叫菊子的日本姑娘背弃了父母、兄弟姐妹和国家，在周围冷漠的眼光中，坚贞不移地爱着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感人故事。这部小说至少可以叫人明白一点：中日两国之间，即使在关系最恶化、最倾斜的时候，也不可能彻底泯灭人民之间的感情和两性之间的爱情；“国家”、“民族”这些庞然大物虽然厉害，也无法彻底覆盖“人性”，阻隔两性之爱。(事实上，当时留日学生与日本女子婚恋的并不个别，仅在文学界，除了郭沫若，还有周作人，陶晶孙；至于与日本女子发生恋情的事情就更平常了。)郭沫若的另一篇小说《喀尔美萝姑娘》写一位工科学子痴迷一位美丽的卖糖少女，竟至于放弃家庭、学业和祖国，其中也写到“中国人”的自卑，写到这位学子因失恋而跳海自杀，格调却与《沉沦》完全不同，学子没有把怨气撒到“祖国”身上，也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而是敢作敢当，自己承担一切。这使这篇表现颓废主题的小说获得了一种纯粹的艺术品位。相比之下，《沉沦》不能不显得小家子气。然而，这种怨妇式的哀叹发自郁达夫的肺腑，应当说非常真实，因为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弱者。郁达夫的性格敏感、脆弱、自卑，延伸到作品中，就是其笔下的主人公总是情欲旺盛，意志怯弱，感情恣纵，理智匮乏，在两性关系上总是处于被动地位，既离不开女人，却又无法征服女人、占有女人，永远处在“性”的苦闷与“爱”的危机中。然而，人都有不认输的天性，即使弱者也是如此，将现实中的失败转换为想象中的胜利，是弱者的常规武器，而郁达夫是一位颓废的悲观主义者，为人为文又极诚实大胆，因此他的“阿Q精神”并不是表现在假想的胜利上，而是迂回曲折地表现在“弱国子民”的情绪中，而“祖国”的不争气，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借口。事实上，郁达夫在日本的处境和情感生活并不像他的作品描写的那样阴暗惨淡，即使是在写《沉沦》这部惨不忍睹的作品时，作者也过着比较逍遥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沉沦》的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的帝大经济学部里了。那时候生活程度很低，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也不愿意用功……”而据文学史家研究，郁达夫留日期间曾与多位东瀛女子发生过恋爱关系：“他在名古屋曾http://www.rixia.cc邂逅一位名叫后藤隆子的日本女子，‘相逢道左，一往情深’，两人有较密切的交往，后来又和一位叫雪儿的日本妇女相遇于东京，两人时断时续地同居一年；此外，他对名古屋大松旅馆的一侍女梅野，对京都旅舍一侍女玉儿，也都曾献出自己的热情，并以诗相赠。”(见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同样，在《沉沦》里，作者最后将自己的主人公送进了大海，临行前还对“祖国”发出声泪俱下的呼唤；而实际生活中，郁达夫并没有自杀，而是从妓院出来后就坐车回家，途中还发过这样的感慨：“沉素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那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雪夜》)“弱国子民”的逻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改写了作者真实的生活经验。应当说，这种改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时代风尚，而就郁达夫来说，其深层，还有不可救药的自怜与自恋的性癖在起作用，因此总是显得夸大和不自然。更应指出的是，郁达夫对东洋女子的“苦恋”中，包含着复杂的内涵，背后有着压倒一切的“进步”史观的支撑。郁达夫对日本女子的迷恋，从本质上说与周作人对日本女子天足的欣赏同出一辙，是与“五四”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是属于文明与进步的行为。因为这个原因，郁达夫的人物即使受了东洋娘们儿的轻视，也无法真正痛恨她们，而宁愿把怨气撒向自己的祖国。比较一下《留东外史》，事情就更清楚了。在《留东外史》里，黄文汉之流一方面在肉体上离不开日本女人，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又极其蔑视她们，贬损她们，把她们看做下贱的卖淫妇，由此反映了作者陈腐落后的妇女观和潜在的“大中华”优越感。到了郁达夫的笔下，日本女子大大升格，完全没有了《留东外史》里的那种下贱与委琐，代之以生命力蓬勃的肉体与活泼温柔的心灵。毫无疑问，她们处在相比于中国妇女更“先进”的历史发展序列。当然，郁达夫对日本女子不可能没有怨恨，这种怨恨由爱而生，因为爱得太深，所以恨的也切。难怪在回国的途中，作者还要冒着毒辣辣的太阳在门司登上岸，在妓院门口“同饥狼似地饱看了一回烂熟悉的肉体”。在《归航》里，作者以悲怆的笔调这样写道：“幸町是三弦酒肉的巢窟，是红粉胭脂的堆栈，今天正好像是大扫除的日子，那些调和性欲，忠诚于她们的天职的妓女，都裸了雪样的洁白，风样的柔嫩的身体，在那里打扫，啊啊，这日本最美的春景，我今天看后，怕也不能多看了。”惟有长歌当哭一途!郁达夫17岁赴东瀛留学，在日本整整生活了十个头年，正好是日本社会空前开放与混乱的大正时期。这十年对作者精神世界的形成，作用应当说是举足轻重的。作者日后这样回忆那个时代——“两性解放的新时代，虽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是雀，森川律子辈的娇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是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高，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雪夜》)如果说时代潮流对郁达夫具有巨大的、直接影响的话，那么，东瀛岛国特有的两性开放颓废伤感的风土对他更有潜移默化的滋养之功，郁达夫作品中性描写的大胆恣意，震动了当时的文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东瀛岛国两性开放的环境与源远流长的“好色”风尚(这其实也是留日作家的一个共同的创作现象，只不过郁达夫走得最远)，小说中的许多重要细节(如《沉沦》里的窥浴，《南迁》里妇人M当众裸身梳洗，《风铃》中露天温泉场的男女混浴等)，都是东瀛岛国特有的性风俗的真实写照。郁达夫这样表达对日本盆舞的喜欢之情：“我是太喜欢盆舞了。喜欢那原始的领唱。喜欢那天真烂漫的年轻男女无所顾忌的样子。也喜欢那悲凉激越的鄙歌的歌音。尤其喜欢这样的夜晚微暗的林中那神秘而颓废的气氛。”(《盐原十日记》)设身处地想一想，将郁达夫那样一个脆弱过敏分裂的人格放到日本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暴发户的岛国，实在是太为难他了。在这种地方生存，要么像平江不肖生那样，凭着一股侠气(江湖气)与他笔下的人物一起共沉同浮；要么像鲁迅那样，甘于寂寞，潜心学问，彻底抗拒世俗的诱惑；他们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中的强者。而像郁达夫那样，既不能真正地堕落(堕落也是一种本事)，享受沉沦的快感，也不能洁身自好，抵抗浊流，升华自己的精神，就只好在痛苦中不断折磨自己了。(选自2002年第2期《文学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