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1836-1908），乳名兰儿，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台惠征女。1851年以秀女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因得咸丰皇帝宠幸，1854年进封懿嫔。1856年生子载淳。次年进位为“储秀宫懿贵妃”。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政。年号“祺祥”,尊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同年11月，慈禧与恭亲王奕欣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慈禧实行垂帘听政，实际控制了国家大权。

1873年，载淳成年，慈禧宣布撤帘归政，但仍阴持朝柄。次年，载淳病死，慈禧立宗室载湉继承皇位，年号“光绪”，复行垂帘听政。

1889年，载湉大婚成年，慈禧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光绪帝实际居于傀儡地位。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年，适逢慈禧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布置点景，广收贡献。故于“朝鲜事求速结”，支持李鸿章等对日采取妥协投降主张。

“六旬万寿庆典”活动从年初即开始筹备，八月中日战事愈烈，户部上书“请停工程”，慈禧大发雷霆。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被迫改口上奏：“查停工一条，系指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一些主战派廷臣纷纷上疏，请求停办“点景”，移作军费。慈禧怒不可遏，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9月，中国陆海军先后败绩，慈禧求和之心更切，9月27日强使主战的军机大臣翁同龢到天津与李鸿章会商停战求和之事。10月18日更下令王公大臣及外省封疆大吏，将“六旬万寿贡品”统于10月23日星进。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湾，这一天正是慈禧生日，前方日夏养花网军情急电雪片般飞来，慈禧却不为所动。在颐和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连续赏戏三天，公事皆延置不办。

11月22日，北洋水师基地旅顺沦陷，慈禧仍不以为然，并反将矛头指向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11月26日，慈禧于仪銮殿召见军机大臣，时光绪帝不在座。突然宣布“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并将瑾、珍二妃之兄礼部右侍郎志锐遣戍乌里雅苏台。珍妃为光绪宠妃，并支持光绪对日主战。当时朝廷内一些主战官员，不满于慈禧、李鸿章对日屈膝，于是结二妃之兄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推动光绪对日抵抗。10月28日，文廷式又亲自上奏：《倭夷入寇枢臣与疆臣各怀异志但欲求和请交部严加议处折》，弹劾李鸿章等不思督军应敌，“但欲求和”，“束手待攻”，“请旨将枢臣及北洋大臣交部严加议处，以存国法”。这时，正值慈禧起用恭亲王奕欣主持对日议和，主和空气甚嚣尘上。慈禧选择此时处罚光绪之二妃及其兄，目的在于打击主和派及向光绪示威。12月4日同时下令授恭亲王奕欣为军机大臣和撤销满汉书房，进一步的加强了主和派势力和剪除光绪周围的主战派力量。

1894年底，清廷在战事上愈不可为，慈禧求和之心更加急切。1895年1月，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日本政府借口中国使臣全权不足，拒绝开议。议和未成，使臣被拒，慈禧万分惊恐，曾命顺天府准备车骡，拟逃往山西。

日本政府于广岛拒和后，立即向北洋水师另一基地威海卫进攻，27日攻陷威海卫，北洋水师覆灭。3月初又发动辽河下游作战，六天之内，连陷牛庄、营口、田庄台。至此，以慈禧为首的投降派下定决心向日本投降，3月，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再次赴日乞和，4月17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条约《马关条约》。消息传出后，举国大哗，愤怒声讨慈禧、李鸿章等人的卖国行为。人们在北京城门贴出“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的对联表示抗议。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日军于6月间开始派兵侵入台湾，遭到台湾人民的奋勇抵抗，慈禧一面下令台湾大小官员内渡，并严厉禁止接济台湾抗日军民，同时又在颐和园搭起天棚，准备避暑。人们又题了“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的对联，痛斥慈禧的卖国罪行。

甲午战争失败后，光绪帝愤于战败割台，欲日夏养花网思振作，决心变法，改革政治。1898年6月发布“明定国事上谕”，实行变法。9月，慈禧发动政变，扼杀新政，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开始复出训政。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第二年2月14日批准《议和大纲》，并颁布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政策。9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2年回到北京。自此之后，慈禧“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

凡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似乎都知道1898年在中国所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和稍后的戊戌政变。传统叙事框架大致是：在列强瓜分中国日趋严重的历史关头，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的推动和协助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然而由于这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特权，因而受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来自满洲贵族政治守旧势力的反对，当戊戌新政进行刚刚一百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就出手囚禁了光绪帝，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彻底失败，除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外，戊戌新政期间的所有举措均被全案推翻，中国重新回到旧有的政治轨道。

　　在过去很多年，传统叙事框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认知，只是这个叙事框架显得太过简单，而且有许多问题并不能给出合乎情理、合乎逻辑、合乎事实的解释。比如，所谓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洲贵族政治守旧势力既然对戊戌新政如此仇视，那么怎么解释太后在最初阶段对光绪帝将要进行政治改革采取默许乃至支持态度，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政治改革的必然后果，那么她为什么不是防患于未然，事前制止，反而鼓励光绪帝大胆改革呢？又比如，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既然忠心报国、热心改革，为戊戌新政发动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那么为什么清政府会在一日夏养花网夜之间翻脸，不经司法审判就将他们迅速处死？再比如，康有为流亡海外时，一直宣称他拥有光绪皇帝给他的衣带诏，命令他设法拯救皇上，可是我们看到不仅皇上在紫禁城执政如故，而且皇上一再发布斥责康有为的御旨，多次重申康有为等人犯上作乱的事实。难道一个堂堂的政府不如一个人有信誉，还是别有原因在？凡此，一直引起学术界的关切和重视，20年来新资料的大量发现和旧资料的重新解读使这种种谜团慢慢露出其冰山一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最近出版的《1898年中国故事》在学术界20年研究累积的基础上重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戊戌叙事”。

　　根据《1898年中国故事》表述，慈禧太后对新政改革的态度固然很复杂，但作为大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始终如一地期待自己的国家能够在社会转型期顺利渡过，能够重建过去的辉煌，因为在“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下，“朕即国家”是最高的政治信念，没有任何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庭兴旺发达，否则就很难合乎情理和常识。著者不仅就此提供了新的评价视角，而且根据新旧史料的排比、重读，在事实层面重建了戊戌前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以及慈禧太后在这一过程中的真实作用。著者认为，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漫长时期，慈禧太后实际掌控政权的近半个世纪里，可能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变化最大最彻底的一段时间，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新政不仅为大清王朝重建辉煌提供了物质基础，更重要是伴随着经济成长，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管控的相对宽松所导致的国民心理变化，民主意识萌生，在为1895年后“维新时代”的形成，为1898年的政治变革准备了足够的条件。如果说这些变化完全出于慈禧太后的预料，恐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正如费正清曾经分析的那样，作为精明的政http://www.rixia.cc治家，慈禧太后和她的统治集团清楚知道对外打开一个缺口之后的后果，那就是社会转型与变动绝非只是经济层面的，经济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乃至整个社会层面的变动，大清王朝虽然不愿像日本明治政权那样进行急剧性的政治变革是事实，但慈禧太后心目中并没有完全拒绝伴随经济成长而发生的政治变动，只是她期望政治变动最好是渐进的，最好不要给社会带来剧烈震动。所以，她不反对陈宝箴1895年在湖南开始的新政尝试，不反对张之洞、严修、袁世凯等地方督抚疆臣官绅等一切有益于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军事变革，所以当1897年底民族危机再次高涨时，慈禧太后同意并支持光绪帝政治改革的尝试也就在情理预料之中。读者或许不能完全同意著者的分析与评判，但不能不承认著者的论述是建立在可信史料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