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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首页为什么说大唐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最大气时代？
为何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好在哪里呢？
唐代是中国历史的第二春，历史上的第二大帝国，这个大帝国的规模和结构事实上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就逐渐形成的。到了唐代，皇帝和辅臣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往中国是有宰相的，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宰相是政府的首领；不管是三公还是丞相，外面的政府全部归他管，政府和宫廷是分开的。
但是到了唐代政府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管设计的中书省，一个是管执行的尚书省，另一个是管封驳的门下省，封驳也就是考核政策。一个政府分成了这三个部分，而这三个部分之上并没有一个总领的主管。这个主管由皇帝自己来做，等于董事长之下不再有总经理了。
如果将皇帝视为一个董事长，三省就是秘书处，秘书处分成几个单位，每个单位都直接听董事长的管辖。我们姑且称之为董事长制吧，这种制度之下当然皇帝的力量大得多了。没有了可以平衡外廷和内廷的机制，这种安排和汉代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门下省和谏官、言官能发挥相当的制衡作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甚至可以规劝皇帝的私人行为，所以皇帝也不是没人管的。谏官、言官依祖宗传下来的制度对政府的所作所为加以批判。
至少这三个单位已经没有总的领袖了，没有宰相做总的执行首脑，这是没有CEO的单位。制度的缺陷，很快就出现了。这三个部门互相牵制、互相制衡，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不一定方便。三个部门中的两个部门，中书和门下，制定政策和审核政策的部门，不久即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事先设计和事后的审议，预先得到协调。
知中书门下事，成为实质的宰相。通常这个职位不只一个人，皇帝会派若干人共同议事。于是，唐代不是只有一个宰相，而是有一群宰相管事。这些人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为皇帝制定决策,也为皇帝审核其政策是否符合法律与惯例。
集体宰相制度
集体的宰相制度,从唐朝至清朝,一直持续着。在明朝有短暂的宰相,但是很快地就不掌实权了,又由几位大学士担任辅佐,仍是集体秘书处的方式。甚至到了民国,虽然理论上行政院长是阁揆,但是阁揆底下的政务委员,与各部部长兼政务委员,都是所谓委员制。
从唐朝到今天,我们政府的最高执行长官了,都是集体的、很多共同组成的一个秘书单位,为最高的长官董事长担任筹划与重整的工作。在本书中讲到董事长与总经理职权的平衡,自此以后没有一个总经理可以真正掌握全部的权力。
唐朝的这个制度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集思广益,一群人商量事情,很多不应当的事情,或是该做的事情都可以立刻发现、立刻解决。贞观之治有所谓房谋杜断,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一起辅佐太宗成为合作的好榜样。贞观之治时,房玄龄构思策略,杜如晦做最后的决定。一个是有谋略的人,一个是有决断能力的人,这两人形成了个非常好的工作队伍。
可是中书门下的队伍,对皇帝不像汉朝时的丞相有那么大的制衡作用。唐代的知中书门下事只是承受皇命做事。可是因为他是政府里的中枢部分,所以还是有一定的权威。唐朝规定,不经过中书门下发出来的诏书是不算数的。理论上不经过政府发出的诏书,是没有作用的,人民可以不遵守。
皇帝的敕命,除非是皇帝私人的诏书,一定要经过政事堂(也就是宰相集体开会的地方)才能真正算是政府的命令。于是这个秘书处对皇帝有副署权,没有宰相同意,皇帝连要任免一个官员都不可以。如果皇帝要免除宰相中的员,一定要其他若干位宰相替皇帝下诏书。皇帝不可以自己把所有的宰相全部罢免,全部换新的,这是行不通的。
唐朝盛世
唐朝是中古时代的新帝国,唐本身也有过转变,以安史之乱分野,我们可以将唐朝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前半阶段,从高祖到开元,唐朝可说是国富兵强。国家富是因为均田制度并没有毁坏,基本上大部分的农民都有国家配给的田地可耕种,生产力是相当高的。当时并没有任何大的内战或内乱,国家是统一的。府兵制仍然继续,府兵制度使得国家有足够的兵源,不但可以抵抗外患,还有征伐的力量。对外没有外患,内部生产又很积极,所以这时候的唐朝,人民生活是相当不错的。
最好的一段时期应是武则天当政的时期,虽然当时国内有一些小动乱,因为有些人不服这个女皇帝,但也没有成大事,战乱很快就平定了。武则天时代到唐玄宗初期,都是相当太平的年代,老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生活极为安定,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诗圣杜甫曾回忆开元盛世时,在全国旅行不用带很多旅费,一路都很安全。
每个小城市都有很多居民,生活都相当富足。这种日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即使在世界历史上,治理这么一大块土地,而能使得土地上绝大多数的人民生活都很安定,有富足的生活,维持将近几十的大平岁月,这种成就也是相当难得的。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归功于唐代政所釆取的策略是不多干预百姓,内部安定,听任老百姓提高自己的生产力。
在国防方面,府兵是常备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府兵慢慢变老了,府兵的子孙虽然顶着府兵的名字,但是未必有用。职业兵是是不能养太久的,养太久会丧失作战能力,尤其不能世袭,世世代代都不当兵,这是行不通的。
等到唐玄宗时,出现了雇佣兵,尤其是雇胡人在边境当兵。养在中央的称禁卫军,政府招募职业军人驻中央的称禁军:刃骑。中央的雇佣兵中,也有一些是胡人,他们到中原生活,觉得做唐朝的军人也不错,就加入了部队。当政府以职业军人为主要兵力时,府兵就渐渐失去了作用,中央也多了一大笔养兵的费用。以职业军人防守边疆当然是很好,但是当抵御的外患和防守的队伍实际上来自差不多的族群时,问题就来了——不能用胡人抵抗胡人。
罗马亡在这一点,唐朝也因此而衰亡。安史之乱一起,唐朝的情况就变了,唐初以来的太平盛世就此不再。安禄山、史思明等人认为:既然我们握有兵力,为什么不自己做皇帝,为什么还要替唐朝防卫边疆呢？所以安史之乱基本上是边缘向中央挑战，是外族向汉人的挑战，并不完全是内乱。
为什么说汉唐气象是中国历史上最闪耀的时代？
汉朝和唐朝时文治武功及国际声望较强盛，所以说汉唐是中国的鼎盛时期，人们将汉唐两朝出现的盛世统称为汉唐盛世。
汉朝和唐朝在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华夏族在汉朝时期逐渐被称为汉族，汉朝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贡献，铸就了《史记》、《汉书》、汉乐府、造纸术等伟大的著作与发明。
汉朝初年，经济萧条，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灭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唐朝时唐太宗继承唐高祖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期间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
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形成了唐朝初期的璀璨夺目的“贞观之治”。这也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汉唐时期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历宋、元至明，外国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中国人在国外建立的唐人街享誉海内外。
扩展资料：
唐玄宗李隆基一心想仿效唐太宗，也做一个英明的君主。即位以后，开始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和治国才能，他励精图治。
首先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并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核。经过一番精心整饬，官吏队伍面貌为之一新，充满了健康、向上的活力，使国家机构这架机器正常地运转起来了。
从开元九年(721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检田括户运动，意即检查“黑地”和豪强荫庇的“客户”，经过查检，把检括出来的土地全部没收，按均田制分给无地的农民使用。
对于帐外人口，一律登记注册，就地入籍。检田括户历时4年，经过辛勤努力，中央政府增户88万，检出大量土地，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数百万。
玄宗还从自身做起，大开节俭之风，凡宫中乘舆服御、金银器物、珠玉锦绣等奢侈的东西统统焚毁，后宫嫔妃自后妃以下者都不得佩珠玉、刺锦绣；禁止天下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罚一百。
通过玄宗的一系列措施和努力，农业大大向前发展，农民不再因过重的赋税举家外逃，而是积极性很高地从事耕作，四海之内，无论山川还是沟壑，都出现了一派牛耕农作的兴盛景象。粮食获得大丰收，当时一斗谷物，多则一二十文钱，少则几文钱，天下户口猛增至840余万。
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手工业及文化科技事业也随之繁荣发达起来。许多海外商人、使者慕大唐盛名而来，最远的波斯、大食(伊朗)都派使节来参观、访问以示友好。
当时的唐朝已成为亚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唐玄宗把国家治理得不仅国富民强，而且响誉世界，经济达到空前的繁荣，大唐达到了极盛时期。人们把唐玄宗统治的这一时期称为“开元盛世”。
为什么说唐朝是中国最繁华的时期？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
唐太宗继承唐高祖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MRqUeL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开元盛世是指唐玄宗在位期间的一段盛世。唐玄宗在位44年，治国之道以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宗提倡文教。唐玄宗在位前期政治清明，励精图治，任用贤能，使得大唐经济迅速发展，天下大治，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口增多，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因当时年号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
为了增强国力，加大财政收入，唐玄宗先从经济方面人手改革。首先，打击豪门士族，争夺土地劳力；第二，改革实施封制度，以增加政府财政收人，减轻人民负担；第三，玄宗打击佛教势力，淘汰僧尼；第四，发展农业。
在外交方面，玄宗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使国家得到进一步统一。同时，开元年间和睦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唐王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繁荣促进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天宝年间唐朝人口达到8000万人。 唐代的商业亦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更为繁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装来来往往，十分热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全盛的阶段。
总体比较，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是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次，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但隋朝毕竟祚短，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历史任务。有唐历时几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复次，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http://www.rixia.cc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国，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为突出。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再次，唐朝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当时社会变化的中心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文化环境，给传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颓没落，一般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空前发展。与此相应是各项制度不断的、全面的变革更新。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国古代税制由税丁到税产的滥觞。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由此可见，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化，许多新事物都萌发产生于唐代。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来临的曙光。
总之，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唐朝后期的发展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先河。唐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 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 ，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 ，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 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 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 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 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 看，日夏养花网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 （1077）北 宋 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 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 泼曰实 明神宗（万历）以 "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 那 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 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 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 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 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 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 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 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 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 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 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 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 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 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 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 ，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 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 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 ，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 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然而，正 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所以在这 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 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澶渊之盟，一直是受后世指责的失败例证。已往的史书认为，宋既不能消灭契丹，反而在盟约中承认辽政权，又开"岁币"之例，以至两宋"积弱"，局面江河日下。但却很少有人述及当日之真象。
北宋立国之初，北边之契丹已于数十年前先建立独立国家。宋的正统地位是后人封的。后晋皇帝石敬瑭936年割"幽云十六州"与契丹，从法律上、事实上，该地区都已成为契丹领土，而此时后周和宋还没建立。后周世宗北伐，"收复"其中的瀛莫二州，实为对契丹的侵略。宋继周后，于979年至986年间三次进攻契丹，也应视为对契丹的侵略。宋军三次都是先胜后败，契丹一直处于防御态势，只是在名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诱敌深入、切断粮道的策略下，才击败宋军，但也无力南下攻宋。形势实为宋强辽弱。《辽史》也载当时辽军命令对宋朝"不许深入，不攻城池"。而今日之传统史家，无视契丹人也是中国人，无视今日北边之汉族有相当契丹血源，片面歧视契丹，把侵略者宋打扮成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此后契丹经杰出政治家萧太后（辽之皇后均出自萧氏，萧氏原为回纥人）苦心经营，力量日盛，才于1004年发动了唯一一次对宋的大规模入侵。如果辽宋互换位置，传统史家们一定认为是辽在多次受到侵略后，奋起反击吧。当时契丹军深入宋境700里，但后方有沧州等重镇未攻下。而宋在惊惶之下，企图迁都，好在大臣寇准识破辽已是强弩之末，与真宗皇帝进至澶渊，一举击退契丹军前锋，毙其统帅萧达凛（擒获杨业之人）。至此辽已是筋疲力尽，急于和谈。
当时的北宋经济已是高度发达，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达500万贯，而明朝276年间的总铸钱量也仅1000万贯，可见宋朝商业之繁荣。宋朝的年财政收入折算为银绢为7000万两/匹以上。故当时真宗鉴于辽入侵对北方的破坏，准备承担"岁币"百万之数，以求和平。当时也有人指出，辽已强弩之末，可战而胜之，但考虑到即使战胜，双方也势必长期交战，没被采纳。
谈判中，契丹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宋每年送契丹银10万两、绢20万匹，大大低于宋的估计，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可见契丹确已无力再战，此条件宋接受了；二是要宋归还"侵占"的瀛莫二州（辽称"关南"之地），被宋严辞拒绝，契丹和平心切，也未坚持，要知道此二州当时已在契丹军占领之下啊。最后达成的条约为，宋年送契丹"岁币"，契丹退出已占领的华北数十州之地，并在事实上承认瀛莫二州为宋朝领土。对宋而言，已是外交胜利。然后双方共同申明，永结同盟，由"大宋皇帝"和"大契丹皇帝"签约。此后，宋辽120年未开战事。
以上为宋辽争端之始末，从中可看出，宋辽关系中，宋对辽的侵略要多于辽对宋的侵略，双方关系中的和战主动权实在宋方，即使120年后破坏和平，大肆屠杀契丹人民的，也是宋朝。后世史家先入为主，以为"幽云"诸州本来就"该"是宋朝的，宋没有"收复"，即行和平，故宋失败。以此类推，传统史家之所以轻视北宋，是因为北宋没有如他们所愿，"收复""本来就应该属于"宋的长城以北直至中亚的广大"领土"。殊不知，宋从未拥有该地，谈何收复。
澶渊之盟导致了双方边境的和平稳定，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契丹人民大量吸收汉族文化，为契丹民族最终消失、主流融入汉族打下了基础。所以很多时候，文化与和平的力量，反而大于军事力量。契丹在军事上没有被汉族征服，但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并最终大多融入汉族。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的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和洪量宽容。赵匡胤927年出生，976年病逝，在世49年。960年，34岁时登基当了皇帝。在位17年。马上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后，又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不仅赵匡胤未杀有功大臣，这点比刘秀做的还好。尤其难得可贵的是：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在这时期皇帝对不同意见，或任之，或只是贬外地当官，或免职，而没有杀戮，也没有打成右派的迫害。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因此就了有很多诗人词人，写出了传之千古含沙射影的愤恨张狂之诗词。也有了宋词之盛。
而到了宋真宗赵恒之子宋仁宗赵祯继位。则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赵祯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而开了"四书"的先河。还有次出使北方的死者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仁宗说：这只是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可见赵祯追求的是天下太平而不是大一统。赵祯碰到疑难案例都从轻发落，史称"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明．郑瑄《昨非庵日纂》）而非"严打"。他执政时四川有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么？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交给皇帝严加惩治。可是仁宗却道:"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做做吧。就授其为司户参军（同上）。
仁宗在位42年，（ 1022年－－1063年）。死时讣告送到敌对国家辽国，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可见赵祯真是无愧"仁"宗的称号。宋仁宗赵祯的仁德和气量可谓一代杰出君主。当然只是没有实现大一统，宋朝才没有被史家冠为所谓的"贞观之治"等，但老百姓生活在宋朝，却远比生在汉武帝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甚至不卖我"大宛马"也要必诛的时期更幸福。
重复一下一千年前赵祯所带给我们今天的启示，第一个意思是宽容、宽厚、宽松，甚至容得下"大逆不道"的言论。第二个意思是天下太平更比大一统更值得珍惜。
宋朝经济:商品经济发达，两宋都出现过钱荒（虽然南宋的钱荒有部分政治原因），国家铸的铜钱供不上商品流通的需要，所以产生纸币会子和交子；宋的版图和国民没有后来的元明清多，但每年的税收折算后（宋用铜钱，后来几朝多用银货）比后日夏养花网来三朝年均要多好多，有时甚至几倍。
宋朝对外贸易：海路陆路联系都很频繁，而且大部分都是民间行为，并非像唐朝那样多为政府行为，所以官府宣扬不多，其实宋朝的对外贸易量远超过唐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是在北宋传到外国的。
宋的产业结构较前朝和后代都合理，虽然仍是低生产力的社会，但是客户（佃农）只占总户数的6%~8%,超过10%的只有京西北路、京西南路等11路，当然主户中也有种地的，但是没有雇佣关系存在，像现在的小镇上有土地的商人一样；宋朝采掘业也很发达，不过大都官营（国家），两宋盐商也很多，有官营（国家、官府+财主）也有私贩。
宋朝法律：保留有前朝的例（变化的法律形式，每判一案，便记录在册，称为例，作为后来判案的依据）以外，还颁布了一些新法，有明确的税法、刑法、农水法（当时并这么叫），宋朝的法律相对较固定，少有改动，颇有法制气息（宋朝是皇亲国戚被惩罚最多的朝代之一）。
宋朝人事：宋朝除了皇亲国戚外，举官一般有科考、册封、荐举、保举等形式，宋朝官僚体系庞大，大部分官员都来自平民，整个国家平民气息很浓。
整体国势来讲，两宋比唐要好，后世更是不及。
宋朝社会道德：产生理学，统一了国民思想体系，形成了民族性格（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思想体系，一直在喊以德治国，可找不出何德可依），依现代的眼光看宋朝的理学，感觉很是严恪，但在当时为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很大作用。
宋朝文化：百家齐鸣，宋词更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颠峰，这与开明的皇族治国思想有关，宋朝民可言官，臣可评君（臣可以指出君之过错，皇帝觉得对，就采纳，觉得错，也不会杀头，只是贬官），而且宋是文人治国的朝代，整个社会的舆论、思想都很自由活跃，这样的氛围产生繁荣的文化也是必然。
宋朝的改革：宋朝是封建社会改革比较频繁的朝代，虽然都没有推行下去，但对社会影响较大，宋朝的改革大部分是有关经济的改革。宋朝有相对思维通达的一批官员
宋朝的内忧：暴民起义。起义者大多为犯法之人，地痞、无赖主要是这些人的组成元素，他们并非没有饭吃，只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若换成明朝的高压统治，料想这些地痞早该进土了，根本没有起义的可能。
宋朝的外患：宋不尚武，兵力不济，很多参军的把其当成一种就业方式，为了拿点军饷，很少苦练，以致军队战斗力低下。宋朝先后和辽金元打仗，外扰不断，蒙古人飞速踏遍亚欧大陆，唯有宋与其对抗了一百多年，应该说宋朝还算可以的。在边关一直告急的不安全状况下，宋朝国内一派繁荣景象委实难得。
宋朝的科技：《梦溪笔谈》是自然科学在东方国家走上正统社会的开启之门。
四大发明中两项有宋人发明。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各个领域都协调进步的朝代。这种状况只在西汉早期唐朝早期出现过，宋朝却是从建国后不久一直延续到灭亡。 宋朝对国内的矛盾很是在意，经济政策上若出现波折，就变法，有人起义了，就招安，皇帝只为了社会能健康发展，自家的江山不失，赵氏认为江山易主最大的威胁是内忧，遂发明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绝招'。元明清民国都是照着这信条来对付内忧和外患的，可惜用歪了，安内时候用的是残酷的镇压，和宋朝大不一样
为什么说唐朝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达到封建鼎盛？
为什么说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是“利于当代，祸于后世”？
这是为何？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学过历史的人是都听过的，这是后人给他在位时做出的功绩，营造的局面起的名字。但是后来也有人说“贞观之治”是利于当世，祸于后世的，这是因为李世民在位的时候实行的一些政策留下的弊病，比如将官自筹军饷。
唐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辉煌开放的王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是，无论是怎样繁荣的时期它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不足之处。唐朝走向衰败是从安史之乱开始的，了解一下安史之乱及以后唐朝走向衰弱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藩镇割据。
而这造成很大后果的藩镇割据源头就在李世民在位时期。因为藩镇之所以能够成为了藩镇，就是因为李世民时期将官同时拥有募兵权和自筹军饷的权利。这在现在听起来挺夸张的吧，但是更夸张的是，当时除了军队是这样，还有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通过中央的开放政策来自己解决衙门的开支，以及自己的收入。
在这种开放的财政形式之下，好的方面是唐朝的经济很开放、活跃，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盛唐，但是对统治者来说不好的方面是，中央集权也在渐渐的动摇，藩镇割据的祸根从此就埋下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贞观之治”其实讲的是民间经济发达，老百姓手上比较有钱，而中央的财政却并不是那么好的，甚至可以说是比较缺钱的，这也是为后世的统治局面买下了不稳定因素。而后世若是朝廷不能安稳，老百姓又怎么安稳得了呢。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唐朝的建立他功不可没，唐朝的盛世由他而使，其贞观之治让后世对于大唐的军力鼎盛、诗文灿烂、民间富庶、自由开放倾慕神往，后来是因为他的后世子孙唐玄宗晚年昏庸，宠爱杨贵妃，才搞出来安史之乱，葬送了这个大好时代，自此以后唐朝的君权极不稳固，自唐以后的宋元明清都以加强中央集权为首要，究其原由是以唐为戒，唐朝的君权长期同时受奸臣，宦官还有藩镇的威胁，而后世唐朝皇帝也只是顾此失彼，或者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的“中兴”，关键是藩镇成了尾大不掉的毒瘤，而藩镇之所以能成为藩镇，在于将官同时拥有募兵权和自筹军饷的权利，而将官自筹军饷就是从李世民开始的，在李世民时期不光是军队将官自筹军饷，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靠中央给的开放政策自行解决衙门开支和自己的俸禄的，这种开放自由的财政形式造就了唐朝民间地方的经济活跃，但同时也使中央集权变得越来越不稳固，藩镇之祸由此慢慢酿就。
我们先来分析一个数字，隋朝鼎盛的时期，全国有九百万户，人口是四千六百万。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高峰。为什么高呢？因为隋朝的制度严格，行政效率高，政府的人口统计准确。隋朝的中央财政有这么多人纳税，所以后来的隋炀帝才有本钱折腾嘛。但是，到了唐代开国的时候，这是战乱之后。全国的总户数，只剩200万户，从900万跌到了200万，你想，十年时间，中国人口就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多。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仅仅是战乱造成的人口数骤减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唐朝初年为了休养生息，宽待臣下，所以造成了行政效率不行，人口统计非常粗略，很多人没有报户籍，也就是不纳税。到了唐太宗的鼎盛时期，也就是贞观之治的时候，全国的统计数据也只有三百万户。而且唐代每户纳税是二石粮食，隋代是每户三石粮食，税赋只有三分之二，而且唐代人口统计也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所以整体算下来，唐代社会的整体税赋只有隋代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样就导致大量的财富留在了民间，民间有钱，这才有所谓的贞观之治。
但是富了地方穷了中央，中央财政还是缺钱。而问题不光光是缺，因为枪杆子、印把子都在皇帝，为什么皇帝不能改变税收政策再从民间地方收钱呢？这就是本文要说的关键。
从表面上看，唐代最有机会这么做的。因为唐代继承的是隋代的租庸调制。简单说，就是唐代的土地都是国有的，朝廷给老百姓授田，一户农民拿了国家的土地，秋收之后就给国家交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中央帝国怎么可能缺钱呢？但是想归想，做归做，如此大的系统要集权于中央，中央就必须有超高的行政效率。你得对全国的土地有全面的掌握，对人口的变化有全面的了解，人死了，政府得有能力把土地收回；人口增加了，政府得有能力找到新的土地给他分配；土地自由交易的市场，政府得有能力完全禁绝土地交易。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水旱灾荒、鳏寡孤独、功臣世家得有特定的机制照顾。至少得做到这几点，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现租庸调制。
但是由于李世民时期战乱刚刚结束不久，李世民虽是唐朝建立的首要功臣，却并不是开国之主。而且李世民的皇位是他发动玄武门之变得来的，那他即位后的首要想法当然是进一步强化唐朝的正统性和自己的合法性，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他不能严格以及频繁的申饬群臣进行改革了，只能以修养生息的政策和从谏如流的姿态来复兴前朝繁荣了。这就意味着在财政问题上，他只能是找到一个权宜之计缓解这个问题，而不能迎难而上，自上而下申饬改革解决这个问题了。
在财政问题上，所谓迎难而上，就是全国清丈土地，统计户口，财政统收统支，钱先收上来，然后根据朝廷的法度再分下去花，这是正常的财政建设思路。当然，这是非常难的。那权宜之计呢，就是想出各种五花八门的办法去搞钱，只要朝廷有钱花就行。在这个很大的十字路口上，唐太宗虽然号称是千古第一明君，但是在这个时刻，他还是走错了路。他选择找权宜之计。
唐代初年的这个权宜之计，有点匪夷所思，朝廷没钱，包括没钱给部门发工资，那就不给钱给政策，让各个政府部门成为独立经营的企业。简单说就是朝廷不给政府部门办公经费包括官员的俸禄，而是拨给一批土地和钱，让官员们自己去经营。也省得朝廷兴师动众的去收税。这个算盘听起来好像不错，下放权利，开放市场，官僚系统齐动手自负盈亏，即调动了下面人的积极性，又给中央省事，还转移了君主在朝堂上与群臣之间关于种种财政问题的矛盾。
但是问题却没这么简单，因为政治与商业终究有区别，而帝国官员们对于经营商业又都是外行，比如一块土地从出租到收租，再到粮食的运输、储藏、加工、销售，任何一环出了问题，更别说遇到灾年，这个部门的经费和官员的俸禄就没有保证了。那怎么办呢？唐太宗有办法。不是外行不行吗？那就用专业人员，他设了一个职位，名字很朴素直接，叫“捉钱令史”，你看，从官职的名字就不体面。中央政府一共70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配9个捉钱令史，你们每人拿五万钱，去放高利贷，赔了得罚，完成任务的就给奖赏，连续一年都能完成任务，就升官。这又是一个看起来挺好，但是一执行就走样的政策。因为官员有了升迁动力和诱惑，手里又有权，那做起生意来和抢有什么区别？于是就直接强迫商人贷款。这么一来，每年大概有600多个捉钱令史要升官，而当时唐代中央的官员定额只有730个位置，这个官就升不上去。因为600多个捉钱令史全升上去了，对于帝国的官场风气又是一大损害。
这只是唐代贞观之治时期财政混乱的一个例子，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思路，就是唐代皇帝不愿意做最难的正式制度建设，总想着对一个明显但不可持续的状态做修修补补。
这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是因为政府对民间缺乏控制力，民间经济反而出现了极大的繁荣。盛唐时代的辉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对于一个需要强大中央集权的帝国来说这个繁荣其实是畸形的；第二，就是不健康的财政迫使政府用各种歪门邪道搞钱。这里面还有一个恶性循环的逻辑。政府越是能够通过歪门邪道搞到钱，它就越是没有积极性去建设正式的财政制度。
因此到了唐玄宗的时候，官员数量越来越膨胀，权贵生活越来越奢侈，国家管理的地盘也越来越大，政府开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还是饮鸩止渴的老办法，将权宜之计进一步权宜，使朝廷的正式财政进一步边缘化。
第一，皇帝新设了一堆什么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都去正式制度之外去搞钱。这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破坏作用可想而知。第二，就还是不给钱给政策。地盘多了没法管也没法收税，就干脆设节度使，你们自己筹措军队，就地解决粮草。还是唐初的那个办法，把政权单位看成是自负盈亏的企业，卸下中央财政的负担。
这么做的结果是负担确实卸下了，但是祸根也就种下了。后来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还有藩镇割据，其实根子都在这里。
我们来总结一下，为什么说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是“利于当代，祸于后世”？因为李世民的政治思想的习惯是只看当下结果，而不看长远发展，或许是因为他的帝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他无力进行通盘的彻底改革，又或许是因为他的皇位是因为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得来的，这犯了儒家思想的大忌，所以他更加需要处理好自己与群臣的关系，变得更加仁君。但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冒着得罪群臣的风险，去进行自上而下严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了，于是就开启了一个权宜之计的循环，而且这个循环越往后，唐朝的后世之君就越难改变，只能进一步权宜了，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里，唐朝最终藩镇遍地，淹没了中央。
唐初，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给”隋朝690万户，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在隋炀帝时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200余万户，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
唐贞观侍御史马周上疏中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贞观之治，也未能改变战争造成人口锐减的现象。没有人口，谁来创造财富?战争之可怕，就在于杀人容易造人难，要把童稚养成劳动力，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投入，那是极费功夫且急不得的。

2.人口不足，切断人口红利!
我们常说“人口红利”，没有人口，哪来红利?所以，史学家钱穆认为：人所称羡的贞观之治，其实在经济实力和人口总数上，都无法与隋炀帝杨广的大业年间相比。据《资治通鉴》：“隋大业五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仅以河南巩义的洛口仓为例，这一个仓的储粮竟高达骇人听闻的24亿斤，比起当下的国家粮储基地，也不觉逊色，可证隋大业朝非同小可的富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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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世民当皇帝的时候，他接手时的江山，已经是元气大伤，既穷且破，头几年因天灾，田园荒芜，百姓流离，老百姓都吃不饱。
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徭役的徵发不夺民时;同时太宗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虽然这一系列的做法体现了太宗的爱惜子民，崇尚节俭，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经济的囧破!于是有了丝绸之路!
所以，贞观之治只是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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